西汉中后期，学术研究已很盛行。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儒学兴盛，学派林立，《易》13家，《书》9家，《诗》6家，《礼》13家，《乐》6家，《春秋》23家，《论语》12家，《孝经》11家，小学10家；凡六艺103家，3123篇。西汉最高统治者对经学研究也十分重视，汉宣帝还亲自主持讲经等学术活动。据《汉书·宣帝纪》记载，孝宣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三月，“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汉书·儒林传》曰：“甘露中，与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这是《汉书》记载的由西汉皇帝亲自主持召开的一次全国性的经学研讨会，会后还编有学术讨论纪要《石渠故事》。《石渠故事》后遗失。
东汉时期经学学习、研究、讲授已达到昌盛时期。《后汉书·儒林传》记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一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人学。”这段记载说明了东汉初期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章帝刘炟时期经学研习的盛况。光武建武五年（即公元29年）修太学，汉明帝刘庄时亲临讲经时，“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可见盛况宏大。此后各地“别立校舍”，请师授业，匈奴人亦遣子入学，经学的影响已扩大至汉朝的有效统治之外。《后汉书·章帝纪》曰：建初四年（公元79年）十一月，“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后汉书·儒林传》曰：“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可见，东汉时期由皇帝主持的经学研讨会为经常之事。为记录经学研讨会的研讨情况，皇帝史臣比照《石渠故事》编写经学研讨纪要，名曰《通义》，如东汉班固撰写的《白虎通义》今仍存。
学校作为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驿站，对汉代经学理论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时学校有官学和私学两种，都以讲授儒家经典为主。汉武帝时根据董仲舒的建议，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并为博士置弟子员。据《后汉书·儒林传》载：“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平帝时，……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除此之外，汉代民间私学也很兴盛，如《后汉书·儒林传》记载：“周泽字稚都，北海安丘人也，少习《公羊严氏春秋》，隐居教授，门徒常数百人……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顿人也，学通《五经》，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西汉中、后期及东汉时期，学经、讲经之风非常兴盛，不辞万里寻师学经者数千百计。
汉代经学研究、传播的兴盛，究其原因有二：其一，经学内容具有社会教化作用，对于修身、处事、治理国家都具有较强的指导和参考作用。清代经学大师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一书中谈到经学的作用时说：“其微言大义实可为万世之准则。后之为人君者，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国；所谓‘循之则治，违之则乱’。后之为士大夫者，亦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身；所谓‘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万世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论也。……当时儒者尊信‘六经’之学可以治世，孔子之道可为洪亮宏业、赞扬迪哲之用。” {4}6可见，儒学经典对修身、治世的作用。至于每一经学对修身、治世，对社会教化所起的作用，《礼记·经解》作了记述：“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六经”之外，《孝经》亦称为经。《孝经·纬钩命诀》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汉书·艺文志》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其二，学而优则仕之利禄路开，对仕途的追求以及藉之改变自己命运的渴望，进一步加剧了儒家经典的传播速度。凡学有用则盛，无用则衰。汉武帝时，儒家经典即被列为汉代选拔任用官吏的考试内容。《汉书·董仲舒传》载：“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此后，“明经”成为汉代官吏任职的必备条件之一。朝廷议礼、议政，无不引经；公卿大夫士吏，无不通一艺（经）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