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指导性案例形成机制的诉讼化
指导性案例的形成机制必须从行政化走向诉讼化，让指导性案例真正从审判程序中产生。当然，在我国目前审级制度未进行修改的情况下，可以维持目前“推荐审核式”的指导性案例产生机制。待我国建立有限的三审制度之后，可由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三审这一法律审中，通过对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意义的案件进行审判，提炼出其中的法律规则，以指导下级法院对类似案件的审判。正如有学者提出的那样，“裁量性的三审由最高法院亲自提审案件，变案件的遴选为亲审，如此，指导性案例的效力来源得到了正当化的证明。裁量性的三审将案件的选择权赋予最高法院，基于案件压力，最高法院必然会选择最重要的问题进行提审，这从根本上提高了指导性案例的权威性。”[11]
（五）指导性案例适用方式的明确化
“两高”必须制定指导性案例适用规范，引导下级司法机关适用指导性案例。适用指导性案例的基本逻辑思路至少包括以下三个阶段：第一，查找大前提的过程（也称为找法的过程），就是看当前案件中是否具有可直接适用的法律规定，如果有相关法律规定，则再看法律规定本身有无明显滞后，或者法律规定本身是否过于原则或模糊，或者法律条文之间是否存在冲突。如果存在上述问题，就要继续查找是否存在相关的指导性案例。第二，寻找当前案件的事实与指导性案例相似的案件事实。在司法人员找到相关的指导性案例之后，就需要对指导性案例和当前案件进行细致区分，找出前后两个案件的相似点和不同点，进而辨别究竟是二者的相似点更加重要，还是不同点更加重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决定是否需要遵循指导性案例中所确立的规则。如果说二者的相似点更为重要，就必须遵循指导性案例；反之，则无需遵循指导性案例。第三，将案件事实和指导性案例、法律规定（如果有的话）结合起来，得出判决结论。由上述指导性案例的适用条件和方法可知，准确理解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旨或者裁判规则，不能完全脱离指导性案例所依附的案件事实、证据以及裁判的说理和案例的评析等[12]。当然，指导性案例中，具有指导价值的还是经过提炼加工后的裁判要旨或裁判规则，而不是指导性案例中所依附的事实和证据等。因而，在指导性案例的编选过程中，必须为指导性案例明确提炼出裁判要旨或裁判规则，以方便下级人民法院、检察院迅速找到并适用相关的指导性案例。比较“两高”公布的第一批指导性案例，可以发现，最高法院公布的指导性案例中的“裁判要点”更为法律化，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指导性案例中的“要旨”政策性更强，相比后者而言，前者似乎更符合案例指导制度之初衷，便于司法人员适用。
总之，在我国这样一个成文法氛围极其浓厚的国度中，建立健全案例指导制度不可一蹴而就，需要完善相应的配套机制，克服各种可能的障碍。案例指导制度需要以法官、检察官、律师为核心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参与和努力，齐心协力向前推进。无论是作为案例指导制度载体的司法文书的说理，还是具体适用指导性案例来办理案件，都离不开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律素养的提高。此外，我国未来《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应明确案例指导制度的法律地位，对指导性案例的适用程序等制定相关的规范。唯有如此，才能进一步提升案例指导制度的合法地位，增强指导性案例的权威性和社会认可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