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现在信访的人确实很多，超过了法律受理的诉讼案件的数量，这不能不让人警惕。国家信访局局长说，国家信访局365天不休息，平均每天有400人次来上访，而且很多都是越级上访、群体性的集体上访。2009年，50人以上的集体上访全国一共发生了18625次，参与的人数达到了157万多。工作压力有多大！
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就要思考，解决纠纷矛盾到底靠什么？是靠信访、靠调解，还是靠诉讼？我个人认为要靠司法。因为信访和其他途径，特别是跟法定的这些救济渠道相比，是一个相对低级的纠纷解决形式，而诉讼、仲裁、复议这些，都是经历多少年的发展形成的一种比较高级形态的纠纷解决机制。之所以能够解决纠纷，因为它有挑不出毛病的程序来解决纠纷，所以法院的终审裁判定了之后，照理说谁都不能推翻，只有法院自己可以通过申诉程序、审监程序（编注：指有监督权的机关或组织，或者当事人认为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发动或申请再审，由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再审的程序）来推翻，否则，上访到市委书记，一个批示就把法院的裁判推翻了，法治的权威何在呢？
现在来看，国家发展过程中，对法治破坏比较大的，除了老百姓不守法、政府不依法行政之外，更主要的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机制。很多领导人的批示看起来是亲民、爱民、可以解决问题的，但客观上影响了法治的正常运转。
所以我认为，信访有两大弊端。第一个弊端是具有人治封建的色彩，人们如果过度依赖信访，用行政手段去解决法律纠纷，长此以往，会严重损害法治的权威性，使法治体系紊乱。法院没人去，信访局门口、政府门口堆了一大堆人，这恐怕不应该是解决纠纷矛盾的主渠道。
另外一个弊端就是，信访做大做强，党委政府不堪重负。现在维稳的成本很高。这种高成本的维稳是没有必要的，而且这种高成本的维稳，实际上是像有人说的“越维越不稳”。
每到敏感时期、特殊时期，各地的信访部门、党委政府就非常紧张，对那些上访的特定人群采取各种措施。好的是组织公费旅游，差的就是强行劫访，送到看守所，送到派出所，有的送到精神病院，有的给劳教，有的是用“黑监狱”的方式。这些严重侵害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因为上访者是在行使自己的基本权利，宪法规定，公民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不满可以投诉、检举、控告，为什么不让他行使基本权利，说他扰乱了社会秩序，扰乱了机关的秩序？按照这来理解，所有到法院告状的人都是扰乱法院的秩序吗？所以说对上访群众，采取这种措施是侵犯他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的。
信访最大的问题是，如果任由行政手段无原则地满足上访人的诉求，必然会导致社会的不平衡。纠纷矛盾都是多方的，按下葫芦就会起了瓢，解决了张三就满足不了李四。就像拆迁，大家都走了，就剩一个钉子户，大家都是按1平方米1万元走的，钉子户要1平方米10万元。最后他通过上访解决了，他满足了，走的那些人就不满足了。
用信访的手段解决问题，必然会出现社会的不公平、不平衡，而且地方政府也会疲于应付。很多地方设在北京的办事处，为什么屡次清理不掉？因为它有截访的任务。这是有指标的。有一次我到一个市里做讲座。市长说：我脑子里头老转几个数字，60、100、500，60就是我们市里到北京上访的最高人数的指标，超过60人我就有责任，考核指标就下来了，一票否决就出现了，所以压力特别大。压力大的情况下，就不择手段了。比如说河南的一个法官给当事人跪下说：“求你别再上访了。”火爆一点的，或者极端一点的，就开始用暴力方式解决问题。这些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所以我曾说过一句话：领导减少批示有利于减少信访，结果招来了很多访民在网上骂我，说这个教授缺乏同情心，说现在司法腐败，我们就靠领导批示上访解决问题这一条活路了，你还想把它堵死。湖北还有人写了一篇文章批评我出了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偏方，没有抓到问题的根本。但我个人认为，在中国当下，至少这是一个重要的部分，领导要少批、不批，领导批得越多，上访的案件越多，批得越明确，上访的事越多。只有不批，增加指导、引导，而不用明确的批示，不通过上访、信访，而通过正常的法定程序解决问题，才能够逐步把老百姓引导到法治中去。
所以使用行政手段，特别是像信访这种手段要慎重。我不太赞同一些地方搞的信访局升格，升为群众工作部，成为地方党委的常委，增加编制、增加人数，搞得规模很大，排场很大，但事实上并不利于整个国家化解社会矛盾的法治体系的建设。
我曾建议，把信访局相当一部分人力物力和政法委底下的“流管办”、“维稳办”、“综治办”等都转移到法院，作为法院的审监厅或者立案厅，这样以司法的方式解决纠纷，才是稳定、长期的，才可以避免反复发生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