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制订得很多，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了，240多部法律，8600多部地方性法规，690多部行政法规，数量不可谓不多，但是执行的效果很差，原因就是因为执行得好，并不因此获得政绩；执行得不好，也未必会被追究责任。成了一个执行好坏都无所谓的状态。法律的执行变成了运动式的执行。一般都是新闻媒体先报道、介入，比如说，“毒胶囊”事件，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给揭露了，紧接着，中央领导批示，再接着就是执法机关开始查处，运动式执法。就算是结束了。等到下一轮，又被某个媒体报道，又被某个领导批示了，然后又一轮运动式执法。
这种反反复复的执法，是不稳定的，缺乏可预见性、可期待性，而且，这种执法造成违法的人风头来了避一避，风头过了照干。法律不是自动运转。质监局和药监局的人，不是天天到那些厂里去查，查出了就严肃处理。所以中国应该建一套以法治为重要指标的考核体系，叫“法治GDP指标体系”。现在的政绩考核体系里头有经济的、社会的、绿色的指标，但是法治这一块是不足的。有些省市的政绩考核指标，100分里头法治只占0.5分，谁会重视法治呢？建立以法治GDP为主要指标体系的新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一个官员该不该提拔，能不能提拔，看法律执行的好坏，看法律意识的强弱，而不是看GDP搞上去多少。GDP发展得再快再好，如果是以破坏法治的手段、不守法的方式获得了，或者是以地方保护的方式获得，不仅无益于社会的发展，甚至是有害的，是损害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的。
怎么来规范公权力呢？就是要慎用行政手段，畅通法定救济渠道，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我国社会矛盾很多，但现在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却比较单一，虽说有多元的制度安排，但在选择制度的过程中，人们往往是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信大不信小，信权不信法。因为在选择社会矛盾的化解方式过程中，老百姓都是理性人，大家都会选择成本比较低、速度比较快、效果比较好、能够一步到位解决的方式。在所有解决机制的制度安排中，只有信访具备这个条件。因为其他的比如复议、诉讼、仲裁、调解，都要经过一个比较漫长的程序，而且是要付出比较高成本的。再加上可能有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导致老百姓不太信任其他的法律途径，更相信用行政的方式解决是最好的。
有一个去年发生在河南信阳市光山县的案例。两个村民之间发生了争执，其中一家的15岁小孩用铁棍打伤了另外一家回来探亲的女婿，女婿的腿被打断了。被打者的老岳母要求处理。当地的公安机关说没办法处理，打人的人才15岁，达不到追究刑事责任的年龄，想要调解，老太太不接受，非得找政府解决。加害一方说你要解决，有本事就到法院去告我。受害人说，你们家有权有势，我就不到法院去告，就让政府解决。一来二去，拖了很长一段时间。又上访，又折腾，最后弄得政府没办法，政法委就开协调会，说老太太，我们给你乡里司法所派一个法律援助的人帮你去打官司，同时要求县法院减免你的诉讼费，能不能通过打官司的方式解决？结果老太太还是死活不同意。就继续闹，上访，折腾。最后县委没办法了，责令镇政府跟老太太签一个“代替加害人补偿老太太损失”的协议。老太太签了，镇政府也签了，给了两万元钱医药费，结果没两天，老太太钱花完了，还不够，还要加钱。镇政府说，不是刚给两万元钱吗，医药费用多少啊？老太太说那不行，你不解决的话我就要采取措施了。没过两天，老太太采取了一个很特别的措施，她把县长的照片给放大了，跟遗像似的，放到他们的土地庙里，天天焚香磕头拜县长。然后记者给照下来，在网上开始传。县委宣传部一听到这消息紧张了，在农村，供活人就是盼他早死啊，这是人格侮辱。但是老太太说得很虔诚，说我就是盼县长给我解决问题，拜县长解决问题。
在农村，普遍有这种社会心理，就是不去法院，去法院太麻烦，对方有权有势，我也不一定能打赢官司，打赢官司执行起来也困难。但是找政府没错，找党委没错。书记、县必须给解决，不解决，就完不成社会稳定的第一责任的任务。从这个角度看，“信访不信法”是有社会心理基础的。
我记得温总理在中国政法大学视察的时候还说过一个故事。他说今天刚一出门，就被两个上访群众把车给拦住了。现在上访群众很有本事，知道总理住在哪儿。把材料接过来一看，涉及一个交通事故。当地的法院是按照民事赔偿处理的，但是上访群众坚持要追究肇事者的刑事责任，为此一访就访了八年。温总理说，所谓的上访，所体现的不是法律的程序，还是寄托在人，寄托在领导人的批示。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还带有人治的封建色彩，在现代化的国家，应该依靠法律来解决这些问题。
温总理说得多好啊！因为信访的的确确是有人治封建色彩的一种做法。不要以为信访事业做得越强越大，就是国家进步的标志。信访是靠人的权威，靠所谓的“青天大老爷”解决问题，不是按照法律的程序，依据事实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