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角度来讲，消除社会矛盾，或者预防社会矛盾的关键，就是要让每个主体各归其位，每个主体的权力都能够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实际上就是宪法、行政法，让真正行使权力的组织机构和个人都能够服从法律，以宪法、法律为行动的指南。
当然，除了党委的权力需要严格规范外，政府的权力更需要规范，因为政府行使权力的范围更广，内容更复杂。我们有六七百万公务人员，其中有六百多万都是政府的公务员（编注：据公务员主管部门对2008年、2009年、2010年的数据统计，全国公务员的数量分别是659.7万人、678.9万人、689.4万人，近两年年均增长约15万人。此外，我国还有88.4万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群团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他们行使的权力涉及方方面面，从一个人出生到死亡，最后都是政府在行使各种各样的权力，既有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权力，也有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权力，既有大的审批权，项目立项权，也有小的处罚权，权力面非常广，如何能够有效地约束政府的权力，是行政法最主要的任务，当然也是预防社会矛盾一个最主要的课题。
从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制定了很多法律：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后来制定了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都是在规范政府的权力。但是不是所有政府权力都有效规范了呢？不是的，还有很多权力是在法律范围之外活动的，特别是以行为的类别制定的这些法律，有时候被行政机关钻了空子。
曾经有一个例子，是天津的一个运输管理站，处罚了一个运输管理公司，处罚过程中把营运许可证给注销了，被注销的企业就打官司告到了法院，说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政处罚法规定，吊销许可证执照，责令停产停业，要听证才能做出处罚决定。这时运管站的人说，我们不需要听证，这不是行政处罚，处罚法律写的是吊销许可证要听证，我这叫注销许可证。我们的中文词汇很丰富啊，可以叫吊销，可以叫撤销，可以叫注销，可以叫收回，可以叫改变，反正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效了。它用了这一句话，就堵住了法院的嘴，最后法院就没办法往下走了，因为没办法按照行政处罚法审查，就像行政许可法颁布之后说所有许可的设定事实都必须按照许可法，结果有些机关就把自己的许可证改成注册证，备案证，什么核准意见书，一旦改成这些名字了，就变成非行政许可的行政审批事项，就可以不按许可法来设定和实施了。
所以，很多行政机关的权力貌似纳入了法治的轨道，实际上还在法治之外，或者在边缘游离。对于这类权力需要制定新的法律加以规范。比如说行政组织法，世界发达的法治国家都有行政组织法，我们现在没有一个统一的、详尽的组织法，只有一个十几条的《国务院组织法》，而且实施了二十多年。我们没有统一完整的行政惩罚法。通过制定组织法、编制法、行政程序法的方式才能有效去解决社会矛盾，预防社会矛盾。这种立法目的就是要规范行政的权力，防止滥用，无论是决策权、执法权还是裁决权，都能够有效加以约束。
我们明确权力的界限，规范权力的运行，还要注意在确定权力的时候，防止权力的冲突和打架。比如说食品药品监管不好，就是部门互相职权交叉冲突，互相扯皮、推诿造成的。大家知道食品药品有多少家管吗？八九个政府部门在管。八九个部门管一件事，能管明白吗？我觉得不太容易，但是如果这个权力集中在一个部门，有没有可能呢？实际上做过这种努力和尝试，好像在中国当下又比较难。有些地方搞大部制，搞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出现了一个局，有二十多个副局长，一个局，上级的机关要对应十几个，没办法开展工作。比如说上级局要开会，请一把手参加，同时三个部门要请一把手参加，分身乏术。所以搞大部制也好，搞统一管理也好，也有它的难度，原因是权力的切割边界不太清楚，权利与权力之间，部门的权力之间，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