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公权力不规范或者公权力失控是社会矛盾的主要原因呢？我想从几个方面分析。
第一，很多社会矛盾是由于制度不公、政策不公、立法不公造成的。制度政策和立法有不公之处，所以导致了社会矛盾。举个例子，北京有2000万人口，其中800万人是非户籍常住人口，这些人有相当多数人的子女是在北京出生的，甚至在北京就读了小学、中学，但在高考时会突然发现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必须回原籍参加高考。而到原籍，他学的内容跟原籍课本内容都不一样。他想要在原籍参加高考，成绩肯定上不来，甚至很大程度根本考不上；但是他想要在北京考，不允许，因为有规定，必须在原籍报名高考。这是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政策，也是一种有规章支撑的制度，这个制度是跟城乡二元结构，跟户籍制度紧密连在一起的。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解决户籍制度，解决城乡二元结构，解决这种户籍制度附带产生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的不公问题。要解决这类社会矛盾，我相信不是靠哪一个部门、哪一个单位开个口子就能解决的，是要做制度的变革和调整。现在有些小城市或中等城市，户籍制度已经逐步松动，甚至已经放开，但在大城市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和问题，的确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但不能拖着不解决，因为这早晚是个问题，800万非户籍人口的孩子，如果万分之一参加高考，就有800人，千分之一就有8000人。必须从制度上来铲除这种不公平、不公正的因素，使得老百姓能够获得一个公平、公正的制度保障和制度基础。
再比如拆迁征地。为什么北京很多地方在城乡接合部拆迁容易引发社会矛盾，我也做过一些分析，后来发现，主要是补偿制度原因造成的，因为在北京的城乡接合部，很多土地都是农村的集体土地，而农民在集体土地上盖房子、出租房子成了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如果拆迁农民的房子要占用农民的集体土地，补偿的标准又跟城市的标准有很大差别，有时候是一马路之隔，马路东面是国有土地，按照国有土地房屋征收补偿条例来补偿，马路西面就是农村集体土地，就按照土地管理法来进行补偿，补偿的标准又有比较大的差异，容易引发人们的心理不平衡，不平衡就有矛盾，矛盾就会激化。这些制度不公平，或者制度上的问题，都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社会的稳定，而制度的问题，根源就在于立法，在于政策，在于我们已有传统制度的惯性。要想解决这类权力不规范的问题，首先要做的是制度的变革和调整，政策的调整，立法的完善。
第二个方面就是决策和执法不当。很多社会纠纷矛盾是错误的决策引发的。当年的厦门PX（编注：对二甲苯，一种化工产品）事件，包括去年大连的PX事件，都是由于政府的决策，建一个化工厂，引发了周围居民的不满。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违背民意；强行建项目，就有可能会引发群体性事件和社会矛盾。所以最终厦门的PX工厂没有建在厦门岛，搬到了漳州。另外执法不当、暴力执法、不规范执法、不文明执法，甚至是执法过程中的违法犯罪行为，也容易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很多群体性事件都是执法过程中出现的。我们去看很多案件，实际上都能找到执法不规范的影子来。
第三个是公权力行使过程中的不作为，信息不公开，行政不作为，这是非常突出的一点。特别是实行问责制之后，行政机关的负责人都怕承担责任，出了事都想捂住、盖住，或者躲着这个事走，不积极处置，发生了问题都不积极解决，造成了社会不满。最近一段时间，铬超标胶囊炒得比较热。河北那个明胶厂（编注：指相关报道中的河北衡水市学洋明胶蛋白厂）原来以工业明胶冒充食用和药用明胶，2004年被查过，结果现在死灰复燃。当地难道没有执法机关吗？有质监局，有药监局，有卫生局，有工商局，很多机关都在执法，都在监管，但2004年到现在这么长一段时间，谁认真地监管过？不监管自然有违法违纪的问题。监管不到位，有些是为了地方的经济利益，有些是不作为，反正执法不执法效果差不多，对我又没有什么害处，就不执法。长期不作为，信息不公开，容易导致社会矛盾，这种社会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非常普遍的。
今天社会矛盾的主要形态是官民冲突，这个矛盾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公权力行使不规范，如果我们政策是公平的，法律制度是公平的，决策执法是公正的、合理的、合法的，我们的信息公开透明，不存在不作为，都能够积极履行职责，很多问题可以及时地在基层、在矛盾萌芽阶段就被消除或者化解。
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法治途径
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法治途径就是规范公权力。
第一要明确权力的边界，规范权力的行使。这是预防社会矛盾的最关键之处。
我们国家公共的权力很多，而且权力都很大，有党的权力，政府部门的权力，立法机关的权力，司法的权力，社会团体组织的权力，甚至有垄断企业的权力，这种与公共利益相关的权力是不是都有边界、规范呢？不是。相当多权力现在还处于失去控制的状态下，没有什么严格意义上的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