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个人情绪的变化表现为公民意识增强。当然这是正面因素。
这几年，随着国家对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的认可，甚至是倡导、保护，老百姓民主、平等、自由、法治的公民意识在不断增强。公民行使公民权利，自然会对社会产生推动作用，因为老百姓要申请信息公开，政府不能不公开，老百姓监督政府，要参与听政，不能不让他参与。总之，老百姓这种积极行使公民权利的要求，高涨的热情会推动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当然，同时也会带来社会的矛盾，比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纠纷。向政府申请信息公开，政府不愿意给，就形成了诉讼，形成了复议，形成了矛盾。公民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从正面讲，他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是社会矛盾增加的因素之一。当然这种社会矛盾的增加，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它对整个国家的民主法治进程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这样的案例很多，很多人申请信息公开，打行政官司，搞公益诉讼，我们学校（编注：中国政法大学）就有很多这样的年轻学生，曾经不仅学法、信法，而且以行动者的姿态站出来维护法律的尊严，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维护公共的利益。有一位董博士，2007年看了一场电影《色|戒》，看完电影后他就到西城区法院起诉了电影院，理由是我花钱买电影票，结果看了一个剧情不完整、情节不连贯、严重侵犯公平交易权和知情权的电影，要求电影院赔偿损失，同时他起诉了国家广电总局，说广电总局由于长期不作为，不实行电影分级制度，导致电影院没办法放有限制级的电影。
但是很遗憾，法院当时要求董博士提交一份他所说的“完整版的、正版的”《色|戒》的证据，结果他找了两个礼拜也没找到，之后被裁定不予受理。西城区法院不予受理，他又到海淀区法院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起诉，当然法院再次裁定不予受理，但他并没有因这个官司或者法院没有立案而受到任何负面的影响，反倒是一举成名，那个案件也成了有影响的诉讼，他个人也选择了一个很好的事业发展道路。
现在这种人实际上越来越多，好多年前我就遇到过，山东有一个老农民，姓周，我们俩一起在中央广播电视台做节目。他是免费义务替老百姓打行政官司，而且打赢了很多场，所以县上、乡镇都对他比较敬重，也出名了，被中央广播电视台请来做节目。我跟他接触了一晚上以后，发现不得了，他对行政诉讼法，包括司法解释可以说是倒背如流，非常熟悉，很多条文哪一条记得比我还熟，我是专门研究行政诉讼法的，还不如人家熟，说明老百姓意识增强了，法律意识、公民意识增强了。而且有些老百姓不是为了自己打官司，是替别人打官司，很多人号称是公益诉讼代理人，“公益诉讼第一人”、“第二人”，那主要是一种公民意识增强的表现。
这些人绝不因为打败了官司而气馁、失望，他是官司打得越多，经验越丰富，影响越大，他受到的鼓励越大，所以愈战愈勇。这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是有进步意义的。我经常听许多部委一些分管法治的领导说这些公益诉讼人，所谓信息申请的专业户，“我们工作够忙的了，他们还来添乱。”我说你千万别这么看。这些所谓的“刁民”，是推动国家民主法治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政府部门免费聘请的监督员，对于提高政府依法行政的水平，绝对有好处，没有任何坏处。不要看你当了一两次被告，好像颜面受了点影响，但是细细想一想，他对你整个政府工作有多好的监督作用。所以不要打压他、排斥他、排挤他，而是鼓励他、保护他甚至宣传他，只有这样有公民意识的人多了，社会才能进步。如果大家都甘做草民、顺民，逆来顺受，不哼不哈，遇到所有的侵犯、违法违纪行为都不站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我想这个社会是在倒退，而不是进步。所以说，社会心理的变化一方面是心理失衡导致了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公民意识增强，客观上也增加了社会矛盾的总量。
而社会矛盾的形成发展最主要的原因，是公权力行使不规范。我们分析了无数各类争议纠纷案例之后，发现所有的社会矛盾中都有公权力的影子。正如毛泽东主席曾经在《矛盾论》中说的，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而且这种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决定作用，其他矛盾则居于次要服从的地位。对于存在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要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
现在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普通公民之间的矛盾，也不是公民和法人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是官民冲突，是老百姓对公权力行使的不满，对公权力违法违规不作为、乱作为的一种负面情绪。在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不是老百姓这方面，而是政府这方面，是公权力一方。如果我们能够抓住社会矛盾的主要矛盾即官民冲突，然后抓住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即公权力行使不规范、公权力失控，能做这样一种判断和分析，我相信是有利于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