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法官，应当拥有解决纠纷的完全权力，这种权力不需要列举，法官完全可以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针对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出相应的裁判。但是，如果在《行政诉讼法》中取消行政裁判种类的规定，由法官自行决定如何裁判，则可能是毁灭性的。法律对于裁判方式的明确规定，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行政法官的保护，也是对抗非法干预的重要武器。笔者认为，对于撤销判决、变更判决等典型的客观判决，由于其涉及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和控制，《行政诉讼法》应当予以明确的列举；对于确认判决、给付判决等典型的主观判决，由于其主要涉及对原告合法权益的保护，法官拥有犹如民事法官的完全管辖权力，可以根据原告诉讼请求和案件具体情况作出相应判决，无须也不可能进行列举；对于预防性判决，由于其涉及将来的行政行为，对其适用条件应当明确列举；对于涉及行政合同、行政公产的判决，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和合同法的规定作出裁判；等等。
七、推进有效的裁判执行，确保履行司法职能
行政裁判的执行问题，被认为是当前行政诉讼遭遇困境的主要方面。由于行政机关的公权力机关的身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对拒不执行裁判强制措施的软弱，造成行政裁判的执行问题主要是行政机关执行生效裁判的问题。《行政诉讼法》第65条第3款规定，行政机关拒绝履行生效裁判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通知银行划拨、罚款、提出司法建议和追究刑事责任四种措施。从司法实践来看，这四种措施实际效果极为有限，且均存在不小的制度缺陷：划拨仅限于应当归还的罚款或者应当支付赔偿金，不能涵盖所有的应当给付的情形，例如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费等；罚款是间接行政强制措施中的“执行罚”种类，仅具有微弱的警示作用，对于行政机关的威慑力远远不够；司法建议仅仅是辅助性的强制执行措施，并非执行行为本身，且行政机关“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的规定极其抽象模糊且容易被随意解释，实非维护生效裁判之良策；[11]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缺乏《刑法》层面的明确规定，《刑法》第313条关于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罪的规定适用情形极为罕见，被学术界称为“沉睡的条款”。
行政机关作为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应当遵守行政法律赋予的义务，当然也包括依法履行生效裁判赋予的义务。世界各国对于行政机关不履行法院裁判都极为警惕，但是针对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措施却非常少见。在法国，当事人由于行政机关不执行行政法院判决而提起申诉的案件极少，这主要是由于行政机关对于行政法院判决的极度尊重。[12]而在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机关对于法院裁判不能等闲视之，行政机关及其主管人员不履行法院裁判，法院将以藐视法庭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西方国家的法院由于相比行政机关具有崇高的法律地位，行政机关基本上都能够自觉履行法院裁判，以至于法院针对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措施呈现逐渐弱化的趋势。但是，这个前提在我国现实国情中并不成立。
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针对不履行法院生效裁判的强制措施必须强化，以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真正实现。可能的途径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参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对于给付类的行政行为，可以采取查封、扣押和冻结措施。现有的通知银行从行政机关的账户内“划拨”的手段，应当扩充为对其采取《民事诉讼法》赋予法院的各类强制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