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布坎南与货币宪法的提出
与弗里德曼同时代的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布坎南、布伦南（James M. Buchanan）等人，更加重视规则的作用。他们把研究的着眼点放在了宪法规则上，在《征税权——财政宪法的分析基础》（The Power to Tax： Analytical Foundations of a Fiscal Constitution）和《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The Calculus of Consent： 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等著作中，他们表达了一个类似的观点，即认为人的行为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关于规则的选择，也就是制定规则的过程，或者说是立宪过程；第二个层次乃是依据宪法采取行动的过程，即执行的过程。相比较而言，布坎南更关心第一层次即立宪的过程，认为“立宪经济学考察对于约束的选择，而不是约束内的选择”，“我们所使用的关于人们在选择制度时的行为的模式，不同于那个更适合用来在现存制度结构下的行为作出预测的模式”。{13}基于这样的前提，布坎南提出了制定“财政-货币宪法（fiscal-monetary constitution）”的主张。{14}在发表于1962年的《可预见性：货币宪法准则》（Predictability： The Criterion of Monetary Constitutions）一文中，布坎南首先使用了“货币宪法”一词。这篇作品同样被收进了《探寻货币宪法》一书。
在《民主财政论》（Public finance in democratic process： fiscal institutions and the individual choice）、《赤字中的民主》等众多著作中，布坎南都表达了对于货币和通胀问题的看法。他在文章中说道：“我完全赞成通过外在的宪法准则明确界定货币当局的权限。”{15}他说宪法秩序的真正目的有两个，一是杜绝个人崇拜，一是防止由政治上的不负责任带来的危害。宪法规则意在防范政治家的冒险主义，特别是经济上的冒险，诸如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赤字、通货膨胀。{16}同时布坎南还提出了与弗里德曼极为接近的观点，即政府为了在选举中获胜，便会不遗余力的讨好选民，承诺种种福利，并制造财政幻觉[1]欺骗选民，结果是高支出、高赤字，高通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