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从新旧刑法规定对比分析上看，将上述所谓单罚制的“单位犯罪”视为单位犯罪是不合理的。应该看到，我国1979年刑法中就存在上述所谓单罚制的“单位犯罪”的规定，例如，我国1979年刑法第121条规定，“违反税收法规， 偷税、抗税， 情节严重的，除按照税收法规补税并且可以罚款外，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127条则规定，“违反商标管理法规，工商企业假冒其他企业已经注册的商标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可见，上述1979年刑法的这些规定与我国现行刑法中所谓单罚制的“单位犯罪”的规定是完全一样的。但是，理论上通常认为，我国1979年刑法中并没有单位犯罪的规定，只是在1987年通过的《海关法》中才首次在法律上确认了单位可以成为犯罪主体，并在1988年《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和《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中首次在专门的刑事法律中承认了单位犯罪。应该看到，理论上之所以认为我国1979年刑法没有单位犯罪，完全是基于当时的刑法确实不存在规定单位犯罪的条文。但是，我们如果将现行刑法中所谓单罚制的“单位犯罪”视为单位犯罪的话，就必然会得出我国1979年刑法中就已经存在单位犯罪的规定的结论。显然，这一结论不仅自相矛盾，也与刑法通说相差甚远，理论上难以服人。
最后，将上述所谓单罚制的“单位犯罪”视为单位犯罪，与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相矛盾。根据1999年6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规定，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可见，司法解释将“利益归属”作为区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重要标准之一。但是，分析所谓单罚制“单位犯罪”，我们不难看到，在上述情况中，许多犯罪虽然都是以单位的形式实施的，但犯罪所得的利益通常是由单位中的自然人所直接获得的，其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在自然人获利的行为之中。例如，在私分国有资产犯罪中，国有资产虽然都是以单位福利或者其他形式，按一定的分配方案分给单位所有职工的，但实际上最终获得利益的还是单位中的自然人，单位本身不仅不能获利而且有时还可能是受害者。如果将这种情况也视为“单位犯罪”的话，不仅推翻了司法解释中以“利益归属”作为区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标准，而且还使单位陷入“受害者”身份与“犯罪者”身份的矛盾之中。据此，笔者认为，上述所谓单罚制的“单位犯罪”中的很多情况都不具备构成单位犯罪的要件，在这种情况下，只需要处罚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即可，完全没有必要将其视为“单位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