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历史的进程看，这些国家选择的这种集权化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是富有成效的，上述国家特别是德国、日本、俄罗斯，均通过这条道路实现了或初步实现了现代化，实现了或初步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而采用英美民主化制度的一些亚洲、非洲国家，则仍然在现代化道路上踟躇爬行。
通过德国、日本制裁体系的演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德国，早在1530年、1548年和1577年就三度颁布赋予警察处罚权的警察法规，强调警察维护治安的权力。后来受法国刑法的影响，1813年巴伐利亚刑法典、1851年普鲁士刑法典和1871年德国刑法典曾经把违警罪纳人刑法典，取消了行政机关的处罚权，从而建立了一元的制裁模式。后来为了减轻法院处理轻罪案件的超重负荷，以便及时执行经济管制工作，德国开始并不断赋予行政机关处理经济违法行为的权力。纳粹德国统治期间，希特勒授权行政机关大量运用毫无限制的秩序罚，以配合其战争期间的经济管制工作。战后德国对其法律制度进行了法治化改造，但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的相结合的二元制裁体系保留了下来，只是在1952年的《违法秩序法》中对行政机关的处罚权作了一些限制，并实现了行政处罚程序的司法化{12}（P.44—45）1975年1月1日之后，当时全部违章行为，即那些过去使用500马克以下罚金或者6星期以下关押进行惩罚的行为，都被从刑法典中清除出去，转变为违反秩序行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仅仅使用罚款加以惩罚的违反秩序行为的数量，仍然一直处于稳定增长的状态中{9}（P.13）。
在日本，明治维新期间仿照法国刑法典制定的日本旧刑法采用了重罪、轻罪、违警罪的概念，对违警罪以司法程序处理之。但后来日本发现”以市民自由主义为基础、以保障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为重点“{20}（P.60）的旧刑法无法适应日本现实，遂于1907年颁布了仿照德国刑法典制定的新刑法，即现行刑法，该刑法废除了三分的犯罪概念，并且颁布了《行政执行法》、《警察犯（违警罪）处罚法》、《违警罪即决条例》等，使行政机关拥有较大的处罚权。战后在美国的监督下，日本法律进行了彻底的改造，颁布了新的日本宪法，根据日本新宪法，从尊重人权原则和为保障人权只能对国民予以司法上的强制这一观点出发，这些法令、条例才被废除，新的制度规定无论是行政刑罚还是秩序罚均由法院裁处，从而重新采纳了一元的制裁模式{12}（P.45）。[2]
德国、日本的例子充分说明二元的制裁体系是其实现现代化时不得不然的选择。
中国也无法拒绝该种选择。戊戌变法时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变法图强，国民政府试图通过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来实现现代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走上了现代化道路，1980年代之后进行的改革开放仍然是在国家强力的推动之下自上而下进行的。近代中国社会的主旋律一直是”救亡图存“、”变法图强“，而这一过程又伴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张。
我们很难想象，无需一个权力结构，无需权力的支撑，一个社会通过‘无为而治’或‘自由放任’就可以自动地在短期内实现‘全变’。变法意味着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强有力的国家政权，要建立强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财政体制，要将一个文化共同体的中国改造成一个现代民主国家，要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在每个人心中建立一种民主国家的认同{21}（P.22）。
所以，”超英赶美“的狂热追求，”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伟大号召，”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谆谆告诫，都明确彰显了对效率的追求，”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和发展模式自1980年代以来深入人心，成为一个颇有意识形态意味的流行话语。为了实现现代化，为了追求效率，当然需要有强大的国家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国家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在推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扩张。
在这种背景下，清末在实现中国法制的近代转型时，没有选择英美、法国等的一元的制裁体系，而是由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分享对反社会行为的制裁权，并且使行政机关享有了较大的权力。1907年，清政府颁布违警律，规定违警罚的形式为15天以下拘留、15元以下罚款、充公停业和勒令歇业。该法律标志着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立，也奠定了中国日后建立二元制裁体系、行政机关独揽强大的行政处罚权的传统。民国期间先后几次颁布的违警罚法继续沿用了该模式。新中国成立后，旧法统虽然被废除，但由于新旧中国承担着建立现代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相同使命，而深深影响了新中国法制走向的苏联也采用了二元的制裁模式，所以新中国依旧维持了自清末以来建立的司法制裁重大犯罪、行政处罚轻微违法的二元制裁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