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认罪概念的清晰界定，还需满足以下条件：
第一，认罪只是引起某种特定刑事诉讼程序发生、改变或终结的必要条件。除具备认罪这个必要条件以外，还需具备事实条件，才能引起某种特定刑事诉讼程序的适用。在英美法系国家，刑事案件要达成有效的辩诉交易，除被告人认罪外，还需具备一定的事实基础。例如，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1条第6款规定，法庭即使接受了有罪答辩，但在依据该有罪答辩作出有罪判决之前应确认该答辩有事实基础。美国联邦第三巡回上诉法院在United states v. Allen一案中认为，要确定有罪答辩是否有事实基础，法庭必须考虑被告人的供述、控方提供的证据或者量刑前的报告。[1]又如，重庆市公安局、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和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年4月19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规定（试行）》中也指出，轻微刑事案件适用快速办理机制，除认罪外，还需具备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
第二，认罪不只具有程序法上的意义，还具有实体法上的意义。认罪的实体法意义，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的，司法机关可给予一定的量刑优惠，从而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一定的从宽处理。英美法系国家为鼓励认罪，一般会给予认罪的被告人大约30％的量刑减让{4}，有的大陆法系国家对认罪的被告人也给予1/3或1/2的量刑折扣。[2]
第三，认罪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而不是义务。权利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权利人放弃行使权利的，不能加重其责任。尽管各国对于认罪都持鼓励态度，但均无加重不认罪者刑事责任的规定。国家应当保障权利的行使，不能无端地剥夺。司法机关不能因为已经具备追诉的条件，就拒绝接受认罪。
综上，我们认为，认罪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权利，是他们对所指控之罪的承认，认罪可发生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或审判阶段；从程序法意义上看，认罪是一种法律行为，可引起某种特定刑事诉讼程序的发生、改变或终结；从实体法意义上看，认罪可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罚的减轻或免除。
二、我国认罪案件办理机制的反思与检讨
对认罪案件与不认罪案件进行区别并适用不同的办理机制，不仅是各国的通例，也是我国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的一贯做法。从法律规定而言，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发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法院解释》）使《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简易程序变成了纯粹的认罪案件办理程序；[3]而《审理“认罪案件”的意见》，则从正面将“被告人认罪”作为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的前提条件。从司法实践而言，我国司法机关对附条件不起诉、刑事和解、轻微案件快速办理机制、辩诉交易等[4]认罪案件的办理机制进行了探索，多元化的认罪案件处理程序初具雏形。
但综观我国认罪案件办理机制的立法与司法实践，至少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认罪案件办理机制的独立价值未得到充分彰显
1979年《刑事诉讼法》和1996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于认罪案件办理程序都没有明确的规定。无论是免予起诉，还是裁量不起诉、简易程序，其最初适用均不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为前提。因此，在立法层面，我国并无独立的认罪案件处理程序。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长期以来存在的“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作祟。对于认罪案件，立法机关更多的是关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等实体性问题，至于如何缩短、加快办案流程等程序性问题则被忽视了。司法实务部门也是如此，各地检察机关通过制定所谓的不起诉率来控制不起诉裁量权的适用，导致适用裁量不起诉的案件非常之少。据有关方面统计，1997年不起诉人数占审查起诉案件总人数的4.2%，这一比例1998年降至2.5%，其后若干年，这个比例一直都在2-3％之间徘徊。简易程序最初几年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率也不高，只占已起诉公诉案件的18％左右，2002年甚至跌到8.27%{5}。因此，无论是裁量不起诉，还是简易程序，都远远没有发挥出实现繁简分流、提高诉讼效率的应有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