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它既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物质生产的过程之中，社会资本的形成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按照有利于行动的方式而改变。与成员之间互不信任的群体相比，一个相互恪守承诺、彼此信任的群体更有利于生产活动的进行。社会环境的可信任程度以及个人担负义务的范围对社会资本至关重要。{4}279-282对于为谋求行业整体性发展而设立的行业协会而言，信任既是互惠性合作的前提，同时互惠性合作的发生不断增进和提升社会环境的可信任程度。社会资本的一种主要形式是存在于社会关系内部的信息网络。获取信息需要付出代价，这往往是个体力量难以实现的，而利用业已存在的社会关系是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利用这种资本可以获取信息，为行动提供便利，对于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尤其如此，人力资源服务企业以向企业提供人力资源信息和服务为主，在创立初期往往需要借助从业者个人的人际信任去建立和发展企业的信任关系，从而积累和扩大该企业的社会资本，以特殊信任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构成该行业发展的重要资源。与此同时，由于该行业的设立门槛和运行成本相对低廉，竞争激烈，同行间的不正当竞争极易损害这种特殊的人际信任关系，进而影响该行业的发展。在宁波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的发展过程中，正是基于对建立市场秩序和诚信体系的强烈需求，从2009年5月开始，由宁波杰艾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为首的9家企业组成联盟，发起筹备成立宁波市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7月得到宁波市人事局关于同意成立协会的批文，人力协会筹备工作正式启动。

　　社会资本理论对行业协会自治权产生的社会意义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说明。第一，社会行动的自治权基于社会期待而产生；第二，社会期待根基于人际间的信任关系；第三，互惠性合作是人际信任产生的重要前提之一。在人力协会社会关系网络转化的过程中，社会资本除了提供建立信息网络的有效渠道外，更对互惠性合作机制产生积极影响。科尔曼对社会资本形式的分析中进一步指出，在社会结构内部，行动者承担的义务在范围上有所不同，对于在社会结构中承担的义务较多者，其拥有较多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本。义务的创造者相当于办理了某种保险，支付保险费代价极小，而领取的保险金价值很大。因此，一个理性的、关注自我利益的人总是试图阻止他人为自己提供帮助，或者在自认适当的时刻从所承担的义务中解脱出来。事实上，社会结构内众多尚未履行的义务，意味着承担义务者拥有的物质资源的使用价值被扩大了，因为其他行动者在必要时可以使用这批资源。{4}284-286郑也夫在对信任的研究中发现，信任可以使一个人的行为具备更大的确定性，增加行为的确定性是通过信任在习俗与互惠性合作中扮演的角色来完成的。互惠性合作需要信任去坚定相互合作的信心。人们在社会交往中选择合作而非背叛在于二个因素，一是互惠，二是道德。互惠是有条件的利他，条件即回报；道德是无条件的利他。互惠因自身的局限性，不能将合作贯穿全部社会生活，社会只好求助于道德。互惠与道德都有自身的局限。{5}113,49以研究“囚徒困境”而著称的美国学者艾克斯罗德对合作的进化过程进行了如下描述：开始的状态是“总是背叛”，而且它是进化稳定的。但是基于回报的合作可以通过两个不同的机制取得立足之地。首先是变异策略（者）之间的亲缘关系。第二个机制以一个小群体的形式出现，它们相互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相互作用的比例。基于回报的合作能够在一个非合作占优势的世界中产生，能够在一个多样化的环境中繁荣，并且一旦完全建立就能保护自己。{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