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民生建设，是利国利民。民本思想对其强调，既从民出发，也从国家出发，两者兼顾。由于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国不在民手中，而在君王和官僚手中，利民与利国并非一体，且以利国利君为最终归宿，所以，这种“民生建设”都从“养”出发，忽视和否定了民的主体性和自主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民本思想及其民生建设实践与现代的民主精神和原则是背道而驰的。然而，如果国掌握在民手中，利民与利国归于一体，那么，民本思想所具有的现代意义则是不言而喻的。正是看到这一点，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在开辟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进程中，都往往自觉地将传统的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使中国的民主实践和发展有了自己的战略模式：民主建设与民生建设有机统一。
二、人民国家：民主共和的中国形态
以辛亥革命为界，中国政治有了古代与现代之分。革命前，为古代帝国政治；革命后，为现代共和政治。1954年，刘少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说明中说道：“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
尽管中国传统帝国政治中蕴含有深刻的民本思想和丰富的民本政治实践，但中国传统帝国政治并没有孕育中国现代民主共和的基础和能力。然而，摧毁传统帝国之后的中国政治选择之所以是现代的民主共和，却与中国传统帝国政治有着相当深刻的内在关系。中国传统帝国政治胎息于先秦，孕育于秦汉，是中华文化传统与秦汉制度设计有机结合的产物，在两千年的朝代更替、国家分合和民族激荡之中，始终保持核心价值、基本制度和组织结构的内在统一，坚固不变。正是因为有这种难以变换的政统，当世界性的现代化历史运动迫使中国转型并走出古老政统的时候，中国的传统帝国政治除了彻底崩解，别无选择；而崩解之后的政治走向，除了民主共和，也别无选择。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传统帝国政治虽具有很强的自我修复性和延续性，但同时也具有很强的不可转型性和不可再生性。
顺应现代化潮流，反对传统帝国专制统治，接受民主共和，是出现在传统帝国末期的思想潮流和社会运动。它促进了帝国的崩解和民主共和的诞生。但是，决定帝国崩解之后民主共和形态的，并不是这些思想和运动本身，而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结构。从中国传统帝国留下的社会与文化传统来看，传统帝国崩解之后重建一个新的专政统治不是没有基础的；但是传统帝国政治所定格的君民两极的政治结构，决定了传统帝国政治崩解之后，国家权力将全面落入人民手中，全体人民整体掌握国家权力，成为国家权力的基础。这种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的变化，是由中国传统政治与社会结构所决定的。这种转型用中国传统的政治概念来概括：就是从“家天下”转变为“民天下”；用现代政治概念来概括：就是从“君权国家”转变为“民权国家”，或者说，从“君主国家”转变为“人民国家”。这与西方一些国家传统政治解体之后，国家权力落到新贵族或新阶级手中的政治转型完全不同。要在这样“民天下”的国家权力格局上重建一个新的专制统治也将是十分困难的。因而，决定帝国解体之后政治选择的最终决定因素不可能是别的力量，只能是人民自身。面对现代化的潮流冲击和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人民除了选择进步与发展，民主与现代化之外，别无选择。
无论用传统的标准，还是用现代的视野，中华传统帝国都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国家。在传统帝国的千年政治体系崩解之后，要避免大型国家分裂与分散，并整体转型，就必须迅速重建现代政治体系。随着君民两极政治格局转化为人民统治的一极政治格局，这个重建的现代政治体系必然是人民共和的政治体系。人民共和要承载起这样的历史使命，不仅要满足民主建设的要求，而且要满足国家建设的要求。前者要求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后者要求人民必须凝聚为有机整体，以保障国家的内在统一与整合。因而，在人民成为国家权力的主体的前提下，将人民凝聚为一个有机整体并承担起国家建设的使命，就成为人民共和的关键。为此，致力于民主共和国家建设的孙中山先生，在反思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无力推进国家发展原因以及俄国革命成功之经验后认为，革命的真正成功，不是靠兵力，而是靠民心；而要聚起民心，赢得民心，不是靠军队，而是靠政党。所以，应该建立革命党，革命党以理想和主义凝聚人民，使人民与政党一体，共同为革命而奋斗；同时党建立和领导为党的主义而奋斗的革命军，从而实现人民为本、政党为核、军力为靠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体系，为此，政党应成为“中心势力”，有力地担当起宣传主义、凝聚人民的使命。做到了这一点，革命就能取得最终的胜利，民主共和也就有了最可靠的基础和保障。由此，政党领导就顺理成章地嵌入到人民共和之中，成为发展人民共和，实践人民当家作主的轴心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