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不管现代民主政治建设的行动者的主观的态度如何，历史传统对现实的影响是始终存在的，这其中自然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因而，对现实政治建设的分析和考察，只有正视这种作用和影响，才能真正地把握现实政治实践及其发展战略的合理性基础和内在逻辑。基于此，有必要考察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民本思想对当代中国民主实践的作用和影响。
正如民主思想是西方政治传统的核心一样，民本思想是中国政治传统的核心。尽管民本思想没有导出现代西方的民主原则，但它却是中国人安顿人民与国家关系、规范国家治理行为和建构政治合法性的最基本原则与依据。在千年的中国专制传统中，它确实被专制政治所运用，但同时也是中国人一直用于维护和保障自身生存与发展，对抗专制压榨，追求贤人政治，评判治理好坏的基本原则和思想。因而，民本思想在支撑中国传统专制体制的同时，也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心理和文化之中，构成中国构建现代民主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底板，进而成为评判中国民主实践的合法性的重要依据之一。
民本思想内生于中国原初的文化与精神，可以视为中国传统国家建构的出发点与基石。在金耀基先生看来，它胎息于《尚书》，孕育于孔子，而确立于孟子，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政治实践，使其成为此后两千年儒家宗奉不渝的信念和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基础。显然，不论是作为思想，还是作为政治实践，“民本”都源于中国最本真的远古政治观念和实践，确立于诸侯割据的“百家争鸣”的年代。因而，它理所当然地成为决定中华文化整体格局和根本精神的“轴心时代”的轴心价值。这事实表明，不是中国的专制政治孕育了民本思想；而是民本思想影响了专制政治，使其成为能够长期支撑大型帝国的政治体系。正因为如此，民本思想和实践，可以超越中国的传统政治，而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持久地影响中国人的思想、精神与生活；也正因为如此，完全可以将民本思想与实践从“专政政治”的范畴中剥离出来，以便从其本真的精神和意义来诠释和把握其现代意义和价值。
回到民本思想的本真意义，可以发现，民本思想的真正出发点，不是国，而是民，只不过这个民，不是现代民主强调的“个体”，而是构成国家的“全体”，即人民。在最早出现“民本”主张的《尚书》中，所谓“民本”就是“民为国之本”，以民定国，不是以国定名。“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正是基于这个逻辑，孟子自然能够创立这样的政治信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中国人信奉了两千多年的政治信条：“民贵君轻”。在这种思想传统下，尽管中国传统政治强调“国不可一日无君”，但此君不是为国而存在，而是为民而存在，因为，民为国之本。在徐复观看来，在中国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中，虽然也讲神、国、君，但“神、国、君都是政治中的虚位，而民才是实体”。鉴于此，萧公权认为“以人民为政治之本体”应为儒家民本思想之本意，它完全不同于“以君主为政治之主体”的法家思想。
虽然民本思想的出发点是民，不是国，但民本的实践则离不开国，因为，国泰才能民安。在中国传统政治是家天下政治，国掌握在一家一姓之手，于是，民与国的关系自然就转化为民与君的关系，从而将中国传统国家的政治关系定格于君民关系，其另一面就是官民关系。从君民关系或官民关系出发，民本实践，一方面是要戒约君或官；一方面则赋予君和官基本使命。从戒约看，要求君或官，不扰民，以苍生为念；从使命看，要求君或官，保民、养民。在中国传统政治观念之，这两方面是有机统一的，贯穿于治国理政的观念与行动之中，既是指导思想，也是行动原则。所以，荀子说：“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四统者具，而天下归之，夫是之谓能群。”（《荀子？君道》）在荀子看来，“养民”是“教民”的前提，而“教民”是礼治的基础，所以，“养”与“礼”之间是统一的，“养民”达成礼治；礼治必须“养民”。所以，他说“礼者养也”。（《荀子？礼论》）在孔子看来，这种“养”，不仅要保生存，促生产，即所谓的“使民以时”，而且要创造幸福与富裕。《论语》中讲道：“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子曰：富之”。基于这样的思想与价值取向，民本的思想实践就很自然地转化为民生实践，从而使民生建设成为民本思想和原则的现实基础。有了民生建设，民才得以养、“礼”才得以立、国才得以安，天下才得以太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