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第41条将“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作为限制监督权的理由，它进一步限制了立法裁量的范围。从宪法修改的情况看，第41条最初的草案曾规定“任何人不得捏造、诬陷和诽谤”。但宪法修改委员会在讨论中认为，既要规定人民的民主权利，但又说不能诬陷和诽谤，“那么人家就不敢提意见了，提意见就是‘诬陷’、‘诽谤’”。宪法第41条最后删去了“诽谤”的表述。[55]应当看到，宪法第41条没有将“诽谤”规定为限制理由，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对立法裁量权的特别限制，即立法者在对宪法第41条作具体化立法时，它不能将名誉权作为限制监督权的理由。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工作人员的名誉权全然不受保护，但至少可以说其名誉权只能得到较低程度的保护。也就是说，在名誉权和监督权之间，宪法更倾向于保护监督权。借用美国宪法学上的术语，可以说监督权处于优越的地位（preferred position）。[56]这也是国家工作人员名誉权受限制的宪法原理。反观宪法第51条，由于它明确将“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作为限制理由，而名誉权即属于这里的“自由和权利”，因此，立法者完全可以以名誉权作为限制公民言论自由的理由。也就是说，在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名誉权之间，宪法并没有确定何者处于优越地位。就此而论，宪法第41条和第51条对立法裁量的限制自有其差别。
宪法第41条将“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作为限制监督权的理由，从通常语义看，所谓“捏造”即无中生有，而“歪曲事实”则指向虚假的事实陈述，因此宪法在这里有意以真实作为区分的标准。但这里的真实只是原则性的真实，不需要绝对的准确。“因为提意见、控告时，事实不一定百分之百的准确，或者基本上准确，也许个别事实上不清楚，但不是有意把明明是白的偏说成是黑的”。[57]从某种程度上说，宪法第41条的含义可以从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来找到理解的线索。该法第60条规定：接受控告、检举的工作人员，应当向控告人、检举人说明诬告应负的法律责任。但是，只要不是捏造事实，伪造证据，即使控告、检举的事实有出入，甚至是错告的，也要和诬告严格加以区别（着重号为笔者所加）。1979年《刑事诉讼法》制定于1982年宪法颁布之前，其制定机关同为五届全国人大，因此《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对于宪法第41条含义的确定具有重要的证据作用。[58]宪法和《刑事诉讼法》都使用了“捏造事实”的表述，但《刑事诉讼法》还具体规定了“伪造证据”的行为。事实都需要相应的证据证明，因此“捏造事实”和“伪造证据”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但是“伪造证据”的表述更表明当事人具有重大过错。重大过错包括故意和重大过失。在1982年宪法的修改过程中，宪法修改委员会曾一度将现行宪法第41条的限制条款改为“任何人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蓄意进行诬告陷害”。[59]正式公布的条文删除了“蓄意”二字，这表明宪法第41条也将重大过失行为纳入其中，在侵权法上“重大过失等同于故意”。[60]但它没有将一般过失行为纳入其中，因为“错告”本身即表示一般过失的存在。总之，宪法第41条并不要求当事人的控告“客观真实”，因此“错告”的过失行为也在宪法的保护之列，宪法只要求当事人不能有重大过错。换言之，在监督权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名誉权之间，宪法的立场十分明确：宁可失之于对国家工作人员名誉权保护的疏漏，而不可失之于对监督权生存空间的挤压。
上述言论自由与监督权在保护程度上的差异可以简单总结如下：（1）宪法对言论自由的规范采取单纯法律保留模式，而对监督权则采取宪法直接限制方式。后者对立法裁量的限制要超过前者。（2）宪法没有将名誉权作为限制监督权的理由，但却将它作为限制言论自由的理由。（3）监督权的行使虽然“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但宪法并不要求绝对的真实，因此“错告”亦在保护之列。结合上述三点，可以认为，宪法对监督权的保护程度要高于言论自由。这种不同可以用无差异曲线的形式予以描述：[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