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禁止类推语境中的有利被告
作为罪刑法定主义的派生原则之一的明确性原则，是对立法者提出的要求。据此，即使刑法规范出现了可能引起歧义的情况，也只有立法者才可以对其做出解释，因此，罪刑法定主义在近代的最初倡导者几乎都持法官不得解释法律的主张。[32]然而，基于语言表达习惯、立法技术与理解的角度等方面的原因，再明确的刑法规范也未免引发歧义。在这种情况下，对法律不具有解释权的法官将无所适从。而将刑法规范不明可能引发的问题都寄希望于立法解释，显然是不现实的。由此，绝对的罪刑法定主义者所主张的法官不得解释法律的禁律，被相对的罪刑法定主义的法官应该严格解释法律的要求所替代，绝对的罪刑法定主义在刑法解释方法论上对不分是否有利于被告而对类推解释与扩张解释的一律禁止，也演变成了相对的罪刑法定主义的允许有利被告的类推解释与扩张解释的例外。而正是在允许有利被告的类推解释与扩张解释的话题下，有利被告的话语得到了表达。
按其原始含义，罪刑法定所禁止的只是类推解释，而不禁止扩张解释。但是，鉴于类推解释与扩张解释之间的界限往往模糊不清，为免类推解释假扩张解释之名而暗渡陈仓，法国刑法比禁止类推解释更为严格地禁止扩张解释。法国现行刑法第111-4条规定，“刑法应严格解释之”。按法国学界的共识，适用严格解释规则时，首先应当区分“不利于被告的规定”与“有利于被告的规定”。基于严格解释规则是为“个人”的利益而确定的，其“严格”限制，只适用于对被告不利的规范的解释，而不适用于对被告有利的规范的解释，因此，“法官有义务严格解释‘不利于被告的规定’，也就是说，有义务严格解释那些确定什么是犯罪与相应的刑罚的规定，但是，并没有任何障碍阻止法官对那些‘有利于被告的规定’也作出宽松的与扩大的解释”。[33]由此可知，在法国，根据学界的主流观点，刑法的严格解释规则所限制的只是禁止对刑法中关于犯罪构成要件与加重情节之类的“入罪”规范做扩张解释，而对诸如正当防卫、减轻情节之类的“出罪”规范的扩张解释，则不在严格解释规则的禁止之列。
不仅如此，在刑法规范不甚明确而难于理解时，严格解释规则虽然要求法官借用法律的一般解释方法而探求其真义，但若在如此努力下，刑法规范的真义仍然不得而知，以致“疑问依然存在时，法官则应当作有利于被告的解释”。[34]
意大利现行刑法第1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因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为犯罪的行为而受罚，也不得受非法律规定的刑罚的处罚”。由此，引申出以法官对刑法规范不得类推适用为内容的作为罪刑法定原则之从属性原则的确定性原则。[35]与法国学界关于严格解释只适用于禁止对不利于被告的扩张解释相类似，意大利刑法学界普遍认为，确定性原则对刑法之类推解释的禁止，只适用于对不利于被告的类推，而不适用于对有利于被告的类推。之所以禁止对被告不利的类推，是因为确定性原则的目的“在于限制司法解释，确保犯罪（或加重处罚的）规范的适用，不超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范围”。至于有利被告的类推之所以不受确定性原则的禁止，是因为：“（1）现代国家强调禁止类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自由，以‘最大限度扩张刑事合法行为的范围，最小限度地限制公民个人自由’，不能以启蒙时代关于法律绝对确定性的幻想，作为反对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的理由；（2）刑法中有利于犯罪人的法律规范（如关于排除犯罪原因的规定），不是适用刑罚的刑事法律，或者不是适用刑罚的特殊规范，不属于意大利民法典前言第14条规定的禁止类推的法律的范围；（3）对扩大公民自由的类推持赞成态度，是意大利刑法自古典学派以来的历史传统”。[36]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因为意大利刑法并无禁止扩张解释的规定，在学界，也未主张确定性原则禁止对刑法的扩张解释，而类推解释与扩张解释的界限难以划分，因此，在意大利司法界，往往把那些“看似更像类推解释的做法视为合理的扩张解释”，这样，所谓禁止对被告不利的类推解释，往往在合理的扩张解释的名下被规避；[37]另一方面，所谓不禁止有利于被告的类推解释，虽然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也并非通说，其在实践中是否真正得到了不折不扣的贯彻，也似有质疑的必要。[38]
与意大利刑法的有关规定以及学界对禁止类推解释的主张一样，在德国，刑法解释语境下的有利被告话语，也是围绕允许有利于被告的类推解释而展开的。根据德国学界的公论，“不得将类推作为制定和扩大刑法规定以及加重刑罚和保安处分的手段”。[39]但是，“类推‘无罪推定’则是允许的。此等类推可出现于减轻刑罚事由、解除刑罚事由、阻却刑罚事由和免除刑罚之中”。[40]与在意大利不同的是，在德国，禁止类推原则允许有利被告的例外，不但是学界的通说，不存在相反的质疑，而且也在实践中得到了全面的贯彻。[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