辖区很多人属于农转非居民，居委会委员跟他们比较陌生。有两兄弟是农转非居民，因为继承家产产生了矛盾。在农村住的时候，一个人把另一家的菜给铲了，把没成熟的菜摆起一坡。另一家就以牙还牙，结果两家互相铲，损失不小。农转非之后没得地，不种菜了，他们就砸对方家的窗户玻璃。调委会找他们说了好多次，都没得效。调解员跟他们又不熟，后来就去找他们的亲戚、朋友来做工作。说了很多回，两家才没扯皮的。（注：访谈时间为2010年6月15日，地点在义仁街道和善路居委会。）
除了城市腹地与城乡结合部的社区，小山关镇在调解员选任时就注重利用熟人社会资源，苏家桥村调解员通常是小组里有威望的老党员。村会主任的解释是：“调解员得是熟人好办事，说得起话，大家都听他，这才把调解弄得转”。（注：访谈时间为2010年6月22日，地点为小山关镇苏家桥村委会。）社区调解处理内生型纠纷的效果较明显。据报道，该市2007年社区调委会防止民转刑案件两千余起，阻止民间纠纷引发的自杀事件近千件。2009年，七里坡街道调解纠纷113件，成功112件。（注：数据来自于《七里坡街道创建“普法示范街道”自查报告（2010）》。）金土地的社区调解也成绩显著。2009年金土地社区调解案件统计表（注：数据源自《七里坡金土地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工作报表》，2010年7月12日。）
社区调解成功率如此之高，笔者认为，如果排除虚报数据，可能与档案制作有关。调解不成功会影响补助，调解者会因此而丧失记录的动力。社区纠纷的反复性强，所以成功标准不是特别明确。重要原因还在于社区纠纷相对简单。爱国巷社区调委会每年都会成功调解多起简单的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纠纷。易老师遇到过几对闹离婚的夫妻，经反复调解都和好了。有的纠纷一旦调解成功，履行效果也不错。
有对夫妇共有几个儿子，每个都是“牛高马大”。老人生病了，几个都不想管。按说几个儿子的家族条件都还不错，可就是互相推诿。易老师只有不断地往他们家跑，去了几次之后，他们也觉得过意不去了。最后，这个事情还是得到了妥善解决。（注：访谈时间为2010年6月13日，地点在爱国巷居委会。）
对于利益较大的纠纷，社区调解的效果往往有限。由于现代化进程加剧，家庭纠纷时常与城市拆迁或房屋继承有关。易老师介绍了数天前受理的一件纠纷。两兄弟相继去世之后，老二媳妇仍在老房子里住。房屋被拆后，老二媳妇竟将拆迁补偿带走。老大媳妇希望社区出面解决。易老师表示，这类纠纷不容易调解。此外，还谈到了一个极端个案：
有人卖房，双方签了合同，注明物管费、水电费已经结清。后来，买方发现卖方还欠几千块物业管理费。买方说，他不知道卖方欠费，所以不得交。考虑到这一点，物业公司愿意给买主一些优惠。后来双方只差一两千块钱，但买方不愿意再给了。物业公司就采取停水来催债。只要停水，买主就找社区，我们也只有给物管打电话。后来社区民警出面调解，让买主再给几百块钱，但双方没按照这个来解决，事情就一直拖起。我们也没法，就建议物业公司走法律途径。但物业公司不愿打官司。我们想了很多办法，都不好搞。这个事情按理说还是应该找其他机关解决。以前很少碰到这种事，我们还不晓得怎么办。（注：访谈时间为2010年6月13日，地点在爱国巷居委会。）
由于社区调解处理利益较大的纠纷效果有限，所以记录的群体纠纷较少。一方面社区内部爆发群体纠纷的概率低，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民众很清楚，这类纠纷不宜找调委会，“找了也没用”。小山关镇苏家桥村的受访者表示，群体纠纷及历史遗留问题最难办，这需要上级部门给予更多支持。（注：访谈时间为2010年6月22日，地点在小山关镇苏家桥村委会。）七里坡调研发现，群体纠纷通常属于外生型纠纷，而且处理难度大，但解决后的正面功能很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