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备整车特征的汽车零部件向海关缴纳的费用，要根据进口后组装成整车这一事实来决定，并且要履行一系列程序。专家组将这种费用界定为“国内费用”，而非“普通关税”，是否违反国民待遇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进口产品交了这笔费用，而国内产品没有交，就是违反国民待遇的。这一界定，应当说是专家组在此案中的最大“创造”。
四、技高一筹明是非
在美国起诉中国的“出版物和音像制品案案”[10]中，上诉机构帮专家组解决了一个“复杂的法律问题”。
美方的主张是：对于涉案产品，即读物、家庭视听娱乐产品、录音制品和供影院放映的电影等产品，中国规定只有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才拥有贸易权（即进出口权），而外资企业以及外国企业和个人无权进出口，这违反了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5条第1款等条款所写明的放开贸易权的承诺。中方的抗辩是：第5条第1款明文规定，这些承诺“不损害中国以符合《WTO协定》的方式管理贸易的权利”，而采取这些措施，是符合GATT第20条（a）项的；为了保护公共道德，防止反动、暴力、色情等作品进口到中国，需要对进口文化产品进行内容审查，而这就需要选择符合条件的公司进口这些产品。
第20条（a）项规定：“……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任何缔约方采取或实施以下措施：（a）为保护公共道德所必需的措施；……”专家组首先说，根据此前的分析，专家组已经确认，中国议定书和报告书中的相关义务，应理解为不得损害以与《WTO协定》相一致的方式管理贸易的权利；《WTO协定》显然包括GATT，而第20条（a）项正是GATT中的条款。然而，专家组认为，中国援引该项，提出了复杂的法律问题（complex legal issues）：第20条提到的“本协定”，指的是GATT，而不是中国加入WTO议定书之类的其他协定，因此就出现了第20条是否可以被直接援引，用于涉及议定书贸易权承诺的抗辩的问题。根据美国的提议以及上诉机构先前的一些做法，专家组决定采取一种“回避”的策略，即先假定第20条可以援引，然后直接审查（a）项的要求是否得到了满足；如果满足了，则回过头来啃这块硬骨头，而如果没有满足，则没有必要多此一举了。专家组的审查结论是：中国的措施非为保护公共道德所“必需”，因此关于这个“复杂的法律问题”，专家组没有作出裁决。
上诉机构认为，“假设成立”（assumption arguendo）是一种法律技巧，有助于审判人员进行简单高效的决策。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可以在特定情况下使用这种技巧，但它并不一定能为法律结论提供坚实的基础。具体到本案，上诉机构认为，专家组使用“假设成立”的技巧，存在三个问题。其一，如果中国不能援引第20条（a）项，则专家组此前认定中国没有遵守贸易权承诺就可结案了，而根据该项进行分析就不需要了。其二，专家组依据该项所进行的推理，特别是对涉案措施的限制性所作的分析，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能否援用该项作为抗辩，因此专家组的这部分分析，其基础具有不确定性。[11]其三，对中国如何实施裁决带来了不确定性，即实施措施是否符合WTO义务，是否会受到进一步挑战。因此，上诉机构认为，专家组在本案中使用这种技巧，有悖于WTO通过争端解决促进安全和稳定性之目标，无助于解决争端，并且对中国如何履行义务带来了不确定性。上诉机构认为，该事项属于争端解决谅解第17条第6款所说的法律解释问题，决定予以审查。
仔细想来，专家组用“偷懒”方法作出的裁决，的确给人以沙滩楼阁的感觉。在实施问题上尤其如此。假如中国修改了措施，满足了“必需”这一标准，那么新措施是否就与WTO协定相一致了呢？中国能否援引第20条这个前提没有解决，此类问题是无法回答的。上诉机构深思熟虑，决定审查这个前提问题，实属远见卓识。
上诉机构首先对议定书5条第1款进行了详细解读，认为“管理贸易的权利”指的是中国将国际商务活动纳入管理的权力，而这个权力不应受到给予贸易权这一义务损害，但中国必须“以符合《WTO协定》的方式”管理贸易。“以符合《WTO协定》的方式”，指的是作为整体的《WTO协定》，包括作为其附件的GATT。抽象地说，“管理的权利”，是WTO成员政府所固有的权力，并非《WTO协定》之类的国际条约所赋予的权利。在贸易方面，《WTO协定》及其附件只是要求成员遵守相关义务。当管理的是贸易时，则议定书第5条第1款所说的“符合《WTO协定》”就是对中国管理权实施的约束，要求管理措施必须符合WTO纪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