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适当的或违法的行政行为之所以发生，当然有其诸多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行为者仅以其自身的判断而行事。因此，为了避免单方性的行政行为的不适当或违法，行为者在作出有可能给相对方带来不利的处分之前，首先应该进行告知和听证，即事前告知处分内容，以便使相对方及其他有关人员有机会提出有利于自己的主张，进行立证，保护其权益。这就是公正程序之原理的运用。
一般说来，公正程序之原理的确立，要求必须确保告知，听证、公正记录及上诉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基本行政程序，最起码未经告知和听证的行政处分是不能成立的。当事人不仅有接受听证，提交有关证据资料、提出有利于自己的主张的权利，而且有最终诉诸于法院的权利。这是现代国家中被普遍公认的重要原理之一
四、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及其研究的课题
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国的行政权更广泛、更深入地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财政、文化等生活的各个领域，因而，为了事前防止不适当的或违法的行政行为对公民权益的侵害，更需要有一套完整的行政诉讼法律制度，更需要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遗憾的是，建国后很长一个时期，由于对法制的忽视。更由于公民权利意识的缺乏，我国未能建立起行政诉讼法制度，更谈不上行政程序立法了。
自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一次规定了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所适用的法律程序以来，我国行政诉讼法律制度开始了长足的发展。至1989年《行政诉讼法》正式公布，民不能告官的历史宣告结束，出现了学习、研究、运用行政诉讼法，加强、完善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的可喜局面《行政诉讼法》为民告官提供了法律依据，对于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促进行政的公正运营，有着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但是，且不说行政诉讼法自身还存着诸如受理范围过于狭窄，仅限于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复议制度极不完备，审判的独立性不够明朗化等不足，即使我们经过努力，建立了更加完善的行政诉讼法律制度，那也只能是完善了事后救济制度。从保障公民权利的角度看，还需要有统一的事前救济制度即行政程序法律制度与之配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