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廷枬在《海国四说》（成书于1844年）中说：“予尽观米利坚之为合众国，行之久耳不变，然后知古者‘可畏非民’之未为虚语也。”在肯定美国宪政与中国古代“民本”的同时，梁廷枬期望有朝一日西人也能“沾儒圣学，勉作异域循良之民。”[4]
与梁廷枬同时代的徐继畲在《瀛寰志略》（成书于1848年）中介绍瑞士时论道：“西土之桃花源也……王侯各拥强兵，熟视无如何，亦竟置之度外，岂不异哉？花旗人甘明者，尝游其地，极言其山水之奇秀，风俗之纯古。惜乎远在荒裔，无由渐以礼乐车书之雅化耳。”[5]
十九世纪中叶，时人对中西文化融合的探求并不是如我们今天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僵化的附会。因为这种探求之源有两个，一是西方宪政、民主思想随着殖民炮火不断涌入。引起中国社会开明士大夫的注意。二是中国自明末清初时就已经开始了的对传统的反思。其实，梁廷木丹提到的“可畏非民”的民本思想和徐继畲提到的“王侯各拥强兵”的地方自治思想在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都有论述。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之时，寻求中西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和相通之处是自然而然的，当时的人们没有刻意地区分“民本”与“民主”的不同，更没有刻意地比较二者层次的高低，而只是看到了二者“重民心”的相通之处和二者在国家治理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这种忽略了二者“不同”之处的研究，对传统和宪政的发展未尝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它可以使继承与学习并举，使传统在更新中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使宪政在中国成为融合中西文化的枢纽。可惜的是，此后的历史发展将中国置于了日益危机的国破家亡之中，中国对传统失去了从容反思的机会。
以宪政纠正中国时弊、改良中国政治的思想，在19世纪的70、80年代开始逐渐兴起。自1840年中西武力冲突以来，三、四十年间，西强中弱的格局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即使当权者也不得不承认西方的强大。在这亘古未有的变局中，中国人不得不探究西方之所以强，中国之所以弱的原因，宪政思想正是在这探究中得到人们格外关注的。综合当时社会改良者的时势论章以及朝中主张变法大臣的奏折，可以看出当时人认为中国之所以不敌西方，原因在于上下相隔，下情不能上达，上意也无法顺畅地下传。“上下相通”、“君民共主”、“重民心”是当时变革者最常用的词汇。西方的议院由于是“众议所集之地”，又是上下相通之枢纽，故而成为主张变革者希望的寄托。70、80年代的变革者，依然将议院与“三代遗意”相提并论，比如郑观应在说到议院“通上下之情”时说：“即此一事，颇与三代法度相符。所冀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体察民情，博采众议，务使上下无捍格之虞，臣民泯异同之见，则长治久安之道有可预期者矣。”[6]深受李鸿章赏识的清朝廷地方大员朱采也认为议院与中国古代“国有大事，谋及庶人”之遗意相符。[7]不过此时的比较已经不同于魏源、徐继畲等人，西方的议院、宪政制度在比较中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时人的眼前，而中国古制却越来越模糊而笼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