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肯定论”者认为，对单位盗窃不能以单位犯罪论处，但是对单位盗窃中的有关责任人员应以自然人犯罪即盗窃罪论处，追究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就支持“肯定论”。目前，持肯定说的学者主要有如下理由：首先，犯罪的本质是侵犯法益，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从法益侵犯的角度看，无论是个人盗窃还是单位盗窃，对法益的侵犯都是一样的。其次，作为盗窃罪这些财产犯罪构成要件的“非法占有目的”，并不局限于非法占为己有的目的，非法为第三人占有也属于非法占有。最后，从国外的立法例来看，很多国家财产犯罪的立法都明文规定了为第三人利益的非法占有也属于非法占有目的。然后，肯定说有利
于避免否定说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二、基于“两种理论”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考量
(一)采用否定论的推理方式会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将会导致司法的恣意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生命。依罪刑法定原则，对某行为是否认定为有罪，必须首先“找法”———即找出特定的法律规定，然后对照案件事实，审视特定的行为是否符合刑法的规定———即审视行为是否为某犯罪成立所必备的要素，如果行为符合刑法的规定，则可认定犯罪，否则无罪。如果事先随意确定行为的性质，再来对照刑法规定，必然达不到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限制司法机关权力的目的。故而，采用否定论者的论证方法得出的结论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相抵触。这是因为：如果采用否定论的论证方式，我们完全会为所欲为，玩弄法律于股掌之上，对某行为想入罪就入罪，想出罪就出罪。如果随意倒置三段论推理中的大小前提，将会导致司法的恣意，这会严重损害刑法罪刑法定原则对司法权的限制，导致司法权的失范[4]。
持“否定论”者过分强调了自然人犯罪主体和单位犯罪主体的差异性及盗窃财物归属不同，从而得出同等法益侵害、同样手段、同样行为的性质却是不同的。实际上，“从犯罪本质来说，就盗窃财产而言，不管盗窃主体是自然人还是单位，也不管实施盗窃行为的本人是否获得了利益，其行为对他人或其他单位的财产的永久性剥夺没有改变，即行为对财产的侵犯性，并不取决于盗窃的主体是自然人还是单位，也不取决于行为人是否获得了利益；在某些情况下，单位实施的盗窃对他人财产的侵犯可能更严重”。笔者认为，对某行为是否具有法益侵害及其程度，应当从客观的事实———行为对法益的侵害或严重威胁出发，作出客观的判断，而不是结合其他因素做综合判断，否则，就可能随意扩大或缩小犯罪圈，致使刑法的随意性而严重威胁罪刑法定原则。[5]具体到单位盗窃，其严重侵害了法益是毫无疑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