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体制转型改革需要一个过程。针对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现实处置，应本着“慎法”精神，做到谨慎立法、谨慎执法和谨慎司法，在宽容与法理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其目的是，在法治与正义暨社会稳定之一般追求的同时，避免留下历史后遗症，给社会一种改革期待，给后人留下一种更为和谐的稳定基础。如果从此种意义上理解“大调解”及其“大调解”基础上的司法能动主义则具有现实意义。 [36]
也有学者或许认为，该文已经接近真理，但在现实中实施有难度。笔者理解这种苦衷。但笔者以为，不能为了个人利益得失，而回避问题，甚至说“假、大、空”话。鉴于学者良知，笔者不想论伪命题的话题。虽然，真话并不一定意味着真理，但真话可以充分彰显民意。在民意充分博弈的过程中，可以相对地实现“真理”。尽管学者与执政者基于国家治理的需要存在认知的偏差，即便学者换位于执政者身份而可能改变或部分改变其立场，也并不能因此否定学者的价值。二者暨多元认识的互动使其无限接近于共识，此乃是学术价值之所在！也是社会进步之福音！
其实，一旦说出实话，道理非常浅显。而假话套假话，反而使问题愈益复杂。我国诸如此类的事例不在少数。就如同儿时所听到的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装》一样。
【作者简介】
李昌庚，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法博士，法学副教授。
【注释】本文是笔者主持的中国法学会部级课题“社会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对策研究”（项目编号：CLS-C1001）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本文初稿完成于2011年6月，定稿于2012年2月，其中主要内容在2011年6月第5期中国法学青年论坛上做过主旨报告。
林维业、刘汉民：《公安机关应对群体性事件实务和策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于建嵘：《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及其基本特征》，《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第115页。
严励：《秩序的中国解读---转型期中国社会矛盾之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331页。
王学辉等：《群发性事件防范机制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11页。
参见顾培东：《试论我国社会中非常规性纠纷的解决机制》，《中国法学》2007年第3期。
任红杰：《社会稳定问题前沿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257页。
曾庆香、李蔚：《群体性事件：信息传播与政府应对》，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5-46页。
王国勒：《社会网络视野下的集体行动》，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第5页。
参见章武生：《论群体性纠纷的解决机制---美国集团诉讼的分析和借鉴》，《中国法学》2007年第3期；吴泽勇：《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原理》，《法学家》2010年第5期等。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和谐社会建设与社会群体利益协调----群体性事件的成因与对策研究”课题组：《群体性事件的成因与对策研究》，《东南学术》2010年第5期。
郑杭生：《用制度创新的钥匙开启社会矛盾化解之门》，《中国教育报》2007年8月11日。转引自周锦章：《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机会结构及对策》，《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参见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23/28/19/8_1.html，访问时间2011-4-15。
参见卡尔．科恩：《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85页。
参见李昌庚：《中国语境下的政治民主化与社会稳定的博弈与平衡》，《学习与实践》2009年第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政治》2009年第7期）。
参见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等。
参见Ｌ．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孙立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4-34页。
在这样一种社会，尚无法用“公民”来称呼“民众”。相应的，与政府官员不对等的具有等级和“恩赐”色彩的“群众”概念似乎也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消极色彩，无论是否有意识这样认为，但事实如此。
参见顾培东：《试论我国社会中非常规性纠纷的解决机制》，《中国法学》2007年第3期。
塞缪尔．ｐ．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51页。
塞缪尔．ｐ．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页。
参见塞缪尔．ｐ．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0月版。
参见罗斯科．庞德：《普通法的精神》，唐前宏、廖湘文、高雪原译，夏登峻校，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
在信访制度设计天然缺陷的情况下，有些学者还在津津乐道如何完善信访制度的伪命题。诸如此类的现象不在少数，理应值得学界反思。
参见冯钢：《转型社会及其治理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8月版，第101页。
曾庆香、李蔚：《群体性事件：信息传播与政府应对》，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99页。
笔者认为，基于国情考量，我国有强调该观点的必要性。当然，这仅是一般意义而言，也有诸多例外。比如具有私权属性的专利权一旦与公共健康等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则要考虑公共利益优先等。
王伟：《试论20世纪50-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艰苦历程》，《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第42页。
参见赵克：《群体性事件的根源分析及其化解---基于社会运行机制的分析》，《学习与实践》2008年第4期。
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页。
李昌庚：《中国语境下的政治民主化与社会稳定的博弈与平衡》，《学习与实践》2009年第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政治》2009年第7期）。
陈晋胜：《群体性事件研究报告》，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页。
周向阳：《清代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立法研究》，《求索》2010年第2期。
参见刘霞、向良云：《公共危机治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第167页。
参见于建嵘：《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及其基本特征》，《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虽然在社会转型期，合法性和正当性尚存有困惑，但起码有一个社会公众的基本价值评判。以此作为本章节内容阐述的基础。但问题的根本还在于体制转型，以充分解开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困扰。
如果脱离了特定时期及特定类型的案件，而一味地追求“大调解”及其相应的司法能动主义，则是司法能动主义的误读，也是司法的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