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制对于女子财产继承权的影响，在于家长对于家产的管理。根据旧律，家长的权利之一就是“管理家产，子弟不得私有其财产，而当总摄于一家：故一切之所有，皆为家财”。立法院民事起草委员会在《民事亲属继承起草说明书》中阐明设置家制是仿效瑞士民法{1}(P.643)，但“瑞士之家制，纯为家产而设，故不标题日家，而日家属的共同生活，家长之权义，仅及于家产而止。是即所谓家长者，即为管理家产之人，所谓家属者，即为对于家产应受家长处分之人。”{7}在民国时期历次草案中，只有1926年草案设定家产内容，其他草案均无涉猎。当立法出现空白，根据“法无禁止即为自由”的权利推定原则，家长对于子女乃至家属的家产依然享有管理权。
家制之设定以共同生活为本位，社会组织以家为单位。家制之下，家庭内部成员必然听命于家长，男人之间的平等都不是一件易事，男女平等更是缺乏体系上的完整性。女子财产继承权虽然于法有据，但在家制之下，根据家属主义原则，对外主体不独立，对内其人格被家长所吸收，其继承所得之财产，并不会掌控在自己手里。
二、司法解释之下的女子财产继承权
《妇女运动决议案》通过之后，该决议案在广州政府时期曾作为辖内各省诉讼的准据予以实施，武汉政府期间还出台过具体的议案和解释，到了南京政府和宁汉合流之后，南京方面的保守立场却逐步占了上风，开始严格限制妇女继承权。[5]特别是女性婚姻状态，成为女性能否继承父家财产的先决条件。
在女子继承权被确定为法律原则之后，各省在具体适用过程中产生了三个问题：“（一）已嫁女子，有没有继承财产权；（二）继承财产与宗祧继承，可否混合；（三）嗣子有没有继承权”。武汉政府司法部的答复是：
1．继承限于亲生子女与配偶;2．已嫁女有财产继承权；3．宗祧继承与财产继承两不相混；4，立嗣与否听本人自由，但非被继承人生前有合法遗嘱，不得与亲生女均分遗产；5．无人继承或受赠的遗产，归国库为普及教育之用。[6]
但南京最高法院的意见，与武汉方面全然相反。1927年解字第七号武汉司法部先是规定女子获得财产承继权，但南京最高法院解释第三四号认为：
查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案，系前司法行政委员会会行广东、广西、湖南各省高等审监庭在未制定颁布男女平等法律以前。关于妇女规定，根据上项决议案，法律方面之原则而为裁判。按上开会文，以财产论，应指出未嫁女子与男子同有继承权，方符法律男女平等之本旨，否则女一出嫁无异于男已出继，兹不适用上开之原则{8}(P.73)。
1928年解字第三五号同样只限于“未出嫁女子、与男子同有继承财产权”。1928年解字第四七号进一步确定：女子继承财产系指未出嫁之女子而言、不问有无胞兄弟、认为有同等承继权；至出嫁之女子、对与所生父母财产、不得主张承继权。1928年解字第九二号解释（最高法院答复江苏高等法院函）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