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侵权责任法》第24条的适用以侵权责任不成立或免于承担为前提。而第二种模式下的公平责任则是以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成立为前提，其作用类似于“过失相抵”或“损益相抵”，只是损害赔偿的减轻规则。在我国侵权法立法层面，只有精神损害赔偿金的确定涉及公平原则方面的考量，对于财产损害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尚未见类似规定。
其三，将公平责任作为损失分担的一般规则，在制度价值方面也不同于前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下的公平责任，其制度适用未必要求受害人必须无过错，其关注点是，在造成了损害结果的加害人可以依据归责原则主张侵权责任不成立或免于责任承担的情况下，为救济受害人而课以公平责任。也就是说，第一种模式下的公平责任主要是为弥补其前置制度可能的漏洞或不足而专门创设的;第二种模式下的公平责任的制度价值主要在于，在加害人过失侵权造成损失情况下，课加害人以全额赔偿无法体现与其过错程度的相适应性。学者Atiyah指出，“仅仅因为一点小小的过失就剥夺一个人全部的财产甚至其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这样的做法很难说是公正的和符合社会利益的”。[4]91为适当维护加害人的生存与发展，故此对赔偿额有所减轻。以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4条为代表的公平责任，其制度功能不同于上述两种模式，其获得承认具有中国式的背景。在我国现有国情下，保险制度尚未全面普及，社会救助制度、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健全，因此，许多在国外法上通过侵权法之外的制度能够解决的事项，在我国法上则只能通过侵权法来予以解决，“因此在侵权责任内部寻求解决方案就成为一种必然趋势”。[5]52“公平责任显然不是在实现矫正正义，而是替代发挥社会保障制度、商业保险制度等其他补偿制度的功能。”[6]150这正是有学者特别强调“侵权法是救济法”[7]的深层次背景，这也是类似于《侵权责任法》第87条之明显不合法理但却被明文承认的深层次原因。在《侵权责任法》第1条中，明确提及了侵权法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通过公平责任对受害人予以侵权责任承担方式之外的救济，正是这种目标的实现手段之一。因此，这种制度背景也要求我国法上的公平责任应该是一个可以相对广泛适用的救济手段。
(二)公平责任仅适用于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受益人补偿不属于公平责任规范范围
第一，将公平责任的适用定位于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一方面在于，《侵权责任法》第24条改变了《民法通则》第132条的模糊称法———“当事人”，而直接明确为“受害人和行为人”，行为人正是加害人的主要类型，故在解释论上应予遵循（注：应予说明的是，加害人与行为人的区别在于，加害人既包括加害行为人，也包括加害责任人，虽然绝大多数场合下两者是重合的，但在替代责任等情形下，加害责任人就与加害行为人发生分离，故将公平责任适用主体范围定位于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将法规范范围做适当扩张，较为妥当。）。“当事人”是一个较为含混的概念，具有可被解释的巨大空间，其既可以解释为仅包括加害人与受害人，也可扩大解释为与侵权案件紧密相关的人，后者主要涉及法律明文规定的伤害事故第三方受益人对受害人的补偿。在《侵权责任法》之下，涉及受益人的补偿问题，则无法从第24条规定中寻求依据。从以《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7条与第8条为代表的用语中，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行为人”应仅指加害行为人这一结论。同理，在因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中，《民通意见》第156条中的“受害人与受益人”也无法被解释成为“受害人与行为人”。因此，第24条只能适用于“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