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从理论上看，前一种观点确实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从司法实践看，存在较大的问题，表现在：如果允许延期履行、分期履行和解协议约定的赔偿损失内容，将会使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的从宽处罚建立在尚不确定的基础上，也会使被害方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切实保障；一旦被告人事后反悔，不履行或者不全部履行赔偿义务，受上诉不加刑原则所限，二审法院不能加重其刑罚，同时，由于是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也不能作为强制执行的依据，这样，无疑会损害裁判权威，会引发被害方申诉、上访等问题。
其二，明确和解协议应当即时履行，可以更好发挥公检法机关在促进化解社会矛盾方面的合力。表现在：如果双方当事人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达成和解协议且即时履行完毕，被害方通常就不会在审判环节又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无疑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减轻审判环节的负担。
其三，明确和解协议应当即时履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如何看待和解协议的效力、和解协议能否作为强制执行依据等问题。
四、关于刑事和解的法律效果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九条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这里的“从宽处罚”应当包括从轻、免除处罚，也包括减轻处罚。如果被告人的行为符合刑法第十三条后半段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形，还可以依法不认为是犯罪。
共同犯罪案件，被害人与部分被告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依法对该部分被告人从宽处罚，但是，必须考虑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注意全案的量刑平衡。一人犯数罪案件，其中部分罪行符合和解条件，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对该达成和解协议的部分犯罪依法从宽处罚。
根据法律规定，刑事和解是特别的诉讼程序；对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基于此，在裁判文书中自然应当对双方当事人已达成和解作出相应的叙述。具体而言，在裁判文书的裁判理由部分，可以采用如下方式进行表述：“被告人×××自愿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或其他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双方当事人在本院主持下达成了和解协议，故依法对被告人×××从轻处罚（或减轻处罚，或免予刑事处罚）”；在裁判依据部分，应当援引刑事诉讼法有关和解程序的相关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