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侦、诉、审配合与制约的方式不一，辩方作用各异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该规定强调了司法机关既要相互配合，又要分工负责、相互制约。但是，实践中对于一些社会影响较大而证据较为薄弱的案件，侦诉审三机关经常同进共退，配合有余而制约不足。辩方的力量在强大的司法机关面前就显得微乎其微，在“赵作海案”中表现尤为突出，以至于在政法委召开协调会议后，三机关一致放弃案件种种疑点，高效率地走完了法定程序，将无辜者送进了监狱。而美国的侦、诉配合较为紧密，诉、辩对抗较为成熟，侦、诉、审也没有共同的主管机关，不存在联合办案、同进共退的问题，相互制约强于配合。表现在辛普森案中，即使两名被害人惨死、社会影响恶劣、全民高度关注，但司法程序该怎么走还是怎么走，法院该怎么判还是怎么判。
(四)“维稳”压力与外部干涉对办案影响程度不一
“维稳”任务并非我国独有，如辛普森案，庭审前辩方律师首先提出管辖异议，理由就在于案发地属洛杉矶市西区，白人居民较多，而市区中心黑人居民占多数，随即抽样选出的陪审员成员将以黑人为主。检方对此虽然不太情愿，但由于两年前，白人占多数的陪审团在受害人为黑人的罗德尼·金案中，判决执法过当的白人警官无罪，结果在洛杉矶市地区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暴乱。为了防止类似情况发生，检方只得同意改变管辖法院。[6]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39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见。在我国，特别是“人命关天”的案件，被害人的近亲属情绪更为激动，诉求更为苛刻，往往要求“杀人偿命”，否则就可能缠访闹访。由于民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度不够高，对党政权力运行寄予了更多期望，由此给党政机关带来了维稳方面更大的压力。实践中，党政机关为避免发生涉法涉诉上访事件，常通过召开协调会议等形式干预司法，而政法委的协调意见，往往就决定了司法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