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的创新要的是言简意赅、以简驭繁、化难为易的创新，而不要那种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或把复杂问题更加复杂化的创新。如有人基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野的理论框架来分析经济法，就是如此。经济法已经够复杂的了，百十年来一直困惑着经济法学者，有的还百思不得其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是对经济法一言中的、一语道破，这种创新才能解决问题，而不是用诸如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之类本身就很复杂的概念范畴来解说经济法，这样只能使人对经济法的认识更加稀里糊涂。如果人们对市民社会、政治国家这些概念范畴本身缺乏真知灼见、不能驾轻就熟的话，用它们来解说经济法，恐怕只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是谈不上什么创新的，这种创新也无益于问题的解决。
我们相信，通过上述改革，经济法一定能够得到发展和完善。
【作者简介】
邱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注释】参见秦国荣2011年6月30日在西北政法大学讲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1页。
同前注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页。
同前注④，第702页。
参见［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页。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页。
如亚里士多德指出：“执行人员和公民团体只应在法律（通则）所不及的‘个别’事例上有所抉择，两者都不该侵犯法律……命令永不能成为通则。”（［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92页。）洛克认为：“在某种场合，法律本身应该让位于执行权……因为世间常能发生许多偶然的事情。”（［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99页。）卢梭说：“行政权力并不能具有像立法者或主权者那样的普遍性，因为这一权力仅包括个别的行动。这些个别行动根本不属于法律的能力。”（［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51页。）孟德斯鸠指出：“行政权的行使总是以需要迅速处理的事情为对象。”（［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1页。）韦德认为：“行政法定义的第一个含义就是它是关于控制政府权力的法。无论如何，这是此学科的核心。”（［英］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参见史际春、宋槿篱：《论财政法是经济法的龙头法》，《中国法学》2010年第3期，以及潘佳《刍议经济法之“龙头法”》,www. lawtime. cn/...czs/2011070720089. html－2011－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