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美国有一个与此很类似的案例，[14]结果却与中国正相反。
该案所涉产品是一种医疗废物处理容器。被告与原告的产品唯一不同点在于：被告产品的“长条形槽”的元件没有设置在容器的顶部，而原告的权利要求则表述为“在容器的顶部”。尽管如此，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判决被告不构成等同侵权，其理由是：专利权人未能得到对可预见的权利要求结构变更的保护，其代价应该由专利权人而非社会公众来承担。将寻求对权利要求要素的可预见变更保护的责任加到专利权人身上，会增加专利权的申请费用。但是，该替换规则，使等同物原则包容了权利要求要素的可预见变更的规则，也会导致高额费用。这种高额费用会由公众承担，其结果是造成竞争者更大的风险，在每个权利要求的文字界限附近范围内禁止竞争。所以，法院应将这种负担加于权利人而非公众。
此外，美国还有一个案件，[15]与上面这个案例有异曲同工之处，但CAFC的判决理由更直接，更强硬。该案涉及到三个专利，都与一种用于邮寄的商业表格有关。CAFC判决侵权全部都不成立。在针对“the 464 patent”时，法院说：“在这个案子中，我们认为申请人使用‘多数’这个字眼是没有权获得‘少数’这个字眼所覆盖的等同物范围的，至少有两个理由。第一，允许无可置疑的少数（如47.8％）等同于多数将破坏……权利要求。如果少数可以等同于多数，权利界限将没有必要……第二，如果‘少数’要求的权利范围与‘多数’要求的权利范围没有实质性区别，那将是对逻辑的公然否定。”
通过上面两个美国案例可以看出，美国法院在解释权利要求时是非常严格的，近乎到苛刻的程度。因此，在适用“三一致”进行等同判断时也是非常严格的。如果权利人在权利要求中明确表明了其位置、结构、范围或数字等，在适用“三一致”进行等同判断时，美国法院不会将权利要求的范围扩展到其没有主张的范围之外——即使这种变化在技术上是可以等效替代的。即，美国法院只给专利权人“咬一口”的机会，这一口能要多大就多大——只要专利机关同意。专利权人没有想到的、疏忽的或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没有“咬到”的权利范围，想通过第二口“咬回来”是不可能的。这在Festo中表现的也很明显。
反观前面我国的案例，在适用“三一致”方法时显然很宽松。我国的案例是“一个对三个”，美国的案例是“‘中对上’和‘少数对多数’”。尽管具体案情不同，但争议的焦点抽象后，却是完全相同的。可见，尽管“三一致”的定义两国没有什么区别，但具体适用的结果却差别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