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法治能够给社会带来公平正义。追求社会公正是人们千百年来的理想，也是人民幸福的内涵，只有在法治社会才能够真正实现社会的公正。一方面，法治意味着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在一个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人们才能切实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另一方面，法治能够通过有效分配社会资源，解决公民生老病死的社会保障问题，保障公民安居乐业、幸福安康。在法律面前，不管个人之间在身份、能力、财富占有等方面有多么大的差异，他们都是平等的。[40]由于法律具体规则能够涉及社会财产的一次和二次分配，涉及对加害行为的惩罚和对损害的补偿等社会因素，所以，这种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有时不仅仅指的是形式意义上的平等，而且包含了实质意义上的平等，从而可以增加社会成员的幸福感。
五、依法治国需要进行科学规划和稳步推进
法律作为一种根植于特定历史时期和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制度，反映了人们在相应时期和背景下的社会需求和价值取向。中国的法治道路应当从中国的现实需要出发，不能也不应全面照搬西方。从历史上看，一些西方法治国家曾将其法治体制移植到亚洲、非洲等殖民地，但从结果来看，并不能说完全获得成功。[41]（P101）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法治和文化、社会发展程度之间的紧密联系。笔者认为，西方的法治作为一种治理模式，是其长期实践经验积累的结果，这种法治理念更多地关注西方社会形态、历史文化传统，未必都适用于东方社会。[42]（P86-87）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法治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从立法方面来看，我们用3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数百年的道路，尤其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从司法方面来看，司法制度基本完善，司法已经成为最终解决纠纷的机制，职业化的法官队伍也已经初具规模。从执法方面来看，依法行政、建立法治政府已经成为行政机关基本的工作规范和目标。随着普法教育的深入展开，公民的法治意识也大大增强。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是与法治建设的进步息息相关的。例如，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IFC）2008年4月22日联合发布的《2008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指出，中国2007年因《物权法》的颁布大大改善了商业环境，并因此进入商业环境改革前10位。[43]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这个转型不仅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也是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在转型社会中，必然存在两种体制的特征。30多年经济的高度发展，在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只有通过法治，也必须依靠法治。但这并不是说实现法治就能够一蹴而就，也不是说有了法治就能一夜之间解决所有问题，在我们这种转型国家中实现法治，必须依据法治本身的规律和我国的现实情况科学规划和稳步推进，才能够最终实现我们的目的。
为了推进法治建设，我们需要一个战略规划。在运作层面上，法治主要是一种法律秩序和法律实现的过程及状态。[44]法治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法治建设的推进也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稳步推进。为此，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需要一份“路线图”。这份“路线图”就是对法治这一宏伟目标的最终实现做出战略性规划，设定数个不同的实现阶段以及每一阶段的阶段性目标，指明每一阶段的具体任务和衡量指标体系。制定这一战略规划的必要性在于：一方面，通过战略规划可以实现向法治国转型中的社会稳定有序。在推进法治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障碍，甚至可能遭遇社会动荡。如果有了战略规划，我们就可以按照所设想的步骤逐步推进，并可以制定预案，即在总体法治战略规划制定之后，各级机关、各部门也应当围绕本部门的各项任务，确定本部门的具体落实计划以及相关应急预案。这样，通过富有前瞻性的战略规划以及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就可以有效避免或者缓解对社会可能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通过战略规划也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在现代社会，民主和法治是始终不可分离的。民主是依法治国必备的政治基础，没有民主，就不可能使法律充分体现民意，法律在实践中就难以甚至无法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同。而民主的完善又必须通过法律来使其制度化和程序化，并由法律提供充分的政治保障。离开法治搞民主必然会出现社会的混乱无序，甚至出现无政府的状况，也无法真正实现民主。离开民主搞法治，也无法建立真正的法治国家。[45]从根本上说，依法治国在本质上就是民主治国、人民治国。[46]（P8）只有在人民主权的思想基础下依法治国，法治才具有正确的目标和方向。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方针必须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相配合、相协调，否则任何的努力都将功亏一篑。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战略规划统筹规划我国的民主制度建设，使其在法治的轨道上逐步、有序、顺利地推进。要不断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也需要制定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的战略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