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司法公正。古人说：“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必须在实践中得到严格的适用才能发挥其效力，否则，再好的法律也只能形同具文，这就是霍姆斯所说的将“纸面上的法”（law in book）转化为“现实中的法”（law in action）的过程。[13]而法律要准确适用，离不开司法公正。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有多重的解决机制，如协商、调解、谈判、仲裁等，但从纠纷解决的权威性和终局性来看，由独立的、中立的、享有公共权力的司法机构来解决无疑是最佳选择，而这个机构就是法院。申言之，法治不仅意味着法律的至高无上和依靠良法治理，还应经由公正的司法活动来贯彻实施。公正的司法，不仅在于惩恶扬善，弘扬法治，同时也是对民众遵纪守法的法治观念的教化，是对经济活动当事人高效有序地从事合法交易的规制。司法公正固然需要司法的独立和权威的保障，需要体现出实体上的公正，此外还不能忽视程序公正，即司法必须在法律程序内运作，必须展示出一套法定的、公开的、公正的解决社会各种利益冲突的程序。正因为程序是看得见的正义，也是实体正义的根本保障[14]（序言），也即“通向法庭裁判正义的道路是由多种正当的程序铺就的”。[15]程序公正要求当事人在程序上武器对等，任何人不能充当自己案件的裁判者，论证和决定都应遵循一定的程序。现代法治的一些重要规则，如无罪推定、禁止刑讯逼供、裁判者的独立公正等，都是从程序公正中发展出来的，它们也是保护基本人权、实现社会公正的基本措施。
第五，依法行政。在法治社会中，最高的和最终的支配力量不是政府的权力而是法律[16]，政府因此也必须依法行政。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政府所享有的行政权具有强制性、单方性、主动性、扩张性等特点，一旦失去了约束，将严重威胁处于弱势一方的公民合法权益。因而，如果要通过法律手段来调整政府和公民的关系，就必然要求行政权的行使要获得法律的授权、受到法律的限制并遵循法定的程序。相对人在受到公权力的侵害之后，应可以获得相应的救济。[17]（P5）这正体现了法治国家的本质，即国家和人民的关系是以法的形式来界定的。[18]（P81）二是为了保证公权力自身的廉洁和高效率，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从社会治理的历史经验中不难看到，一旦公权力失去制约，其不仅会侵犯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也会侵犯公共资源和公共利益，而且，对这些公共资源的破坏，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危害可能远远大于对个别公民权益的损害。三是因为政府所享有的公权力都是根据民众的意志产生，由民众所赋予的，民众对于自己所赋予的权力，也要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制约，以防止权力被滥用，而制约权力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规则控权，因此，法治的核心就在于有效地控制公权力。[19]（P15）在法治社会，任何政府的权力都必须由法律来规定，法无明文允许即为禁止，公权力的内容、行使等都必须纳入法治的轨道。
还应指出的是，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法治有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之分，或者称为“薄维度的”（thin）和“厚维度的”（thick）之分，前者体现了富勒所说的法律的一般性、公开性、预见性、明确性、一致性、可适用性、稳定性和强制性[20]（P3），后者则强调法律的价值和实体性正义，尤其是强调与政治民主制度之间的联系。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的法治是一种“薄维度”的法治。[21]（P2-6）笔者认为此种观点不当。一方面，我国的法治不是对西方法治的简单复制，而是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为基础，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符合我国当前的基本经济和社会状况，维护社会的基本秩序和稳定，不能完全用西方的标准来判断我国法治实践成功与否。另一方面，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法治国目标并不冲突，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充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维护其参与国家政治和制定法律的权利，并在得到全体公民认可的法律下依法治理国家，规范国家公权力，保障人民利益，这和法治的内涵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国政治语境下的法治并非“薄维度”的法治。
二、法治的社会治理功能
从西方的经验来看，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西方要么如大陆法通过复兴罗马法传统，通过成文法来规范社会，要么像普通法通过判例法形成规则约束行为，这些都是通过确立依法治理的框架来回应社会治理的需要。从过去几百年的发展经验来看，这种治理模式总体来看是成功的，它为西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制度支持。为何法治替代人治成为人类社会的主导？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考察法治相对于人治的社会治理功能，进而加深对法治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