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就逃逸行为的法律性质而言，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行为具有两种刑法属性。其一，作为交通肇事罪构成要件要素，是成立交通肇事罪的条件；其二，作为交通肇事罪的量刑情节，是法定刑升格的条件。换言之，逃逸行为既有可能成为定罪要素，也有可能成为量刑情节。而司法实践中往往忽视这种区分，认为交通肇事成立逃逸行为的，即应当匹配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若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则为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对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受害人为一人受重伤(即未死亡)的情况下，肇事行为人有逃逸行为的，依据《解释》第二条，有逃逸行为的依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从该规定可知，交通肇事致一人受重伤，如果肇事行为人没有逃逸的，是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如果有逃逸行为这一要件，才能成立交通肇事罪。因而，此种情形的逃逸行为是成立交通肇事罪的必备要件，行为人成立的是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其法定刑应当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而司法实践中则容易将逃逸与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联系起来，当然的认为此种情形的法定刑也应当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这明显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
(二)对逃逸行为的规定缺乏科学的依据
逃逸行为成立与否的重要性已无需多言。接下来的问题是，我国刑法并未对“逃逸”做准确的界定，如何认定逃逸成为理论研究上争议的焦点、实践操作中认定的难点。尽管有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了逃逸行为，如《解释》第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1]，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该《解释》对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行为界定为：具有该解释所规定的情形的，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笔者认为，《解释》规定逃逸行为的目的在于逃避法律追究，这样的规定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对逃逸行为作如此解释，使司法实践中认定交通肇事的逃逸异常困难。司法实践中，交通肇事行为人在肇事后逃离现场的，总能找到种种理由为自己的逃离行为做辩护。交通肇事案件中，行为人为自己的逃逸行为做辩护的理由很多，比较常见的有：第一，因为害怕被现场的群众打而逃离现场的；第二，为了到别处筹钱为伤者医疗或赔偿死伤者而离开现场的；第三，确实因为有其他急事需要离开事故现场的；第四，喝醉酒了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现场的；第五，不知道发生交通事故或认为事情不严重而离开现场；第六，其他种种情况的理由。总之，交通肇事后，行为人承认是因为逃避法律追究而离开事故现场的较为罕见。在行为人完全否认逃逸行为的情况下，通过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现场勘查笔录等其他相关证据较难以有力证明行为人的逃逸行为。尽管依据相关事实及证据，司法官对一些交通肇事案件中行为人的逃逸行为足以达到内心确认，但因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中，证明模式采用的是“印证”证明模式[2]，在没有其他直接证据支撑的前提下，认定逃逸行为有冒险倾向。总而言之，司法实践中认定逃逸行为缺乏科学合理的法律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