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二】某乡镇派出所户籍管理员胡某（民警），徇私违规为多个城镇非农业户口的城镇居民，办理假农业户口，使这几个城镇居民得以享受农村户口计划生育政策而生育第二胎，在当地造成很坏影响，该镇的计生工作也因此被一票否决。然在检察机关调查胡某滥用职权一案时引起较大争议，争议的焦点就在“重大损失”的如何认定上。
本案中胡某主体适格，客观上也违反了公安户籍管理条例，为他人办理了假农业户口，造成了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人生育第二胎的后果，但由于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实行的《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高检发释字（2006）2号）第一至第七条没有明确规定类似情形的损害后果，不能适用，而第八条、第九条在司法实践中不好把握，难以适用，因此，导致最后无法成案。
一、滥用职权罪“重大损失”的立法表述及其司法分歧
我国现行刑法第397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罪状表述就形成了尚未造成“重大损失”但“情节特别严重”的滥用职权行为如何成立犯罪的问题。
所谓“重大损失”，是指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重大物质财产性损失和非物质财产性损失。物质财产性损失一般是指人身伤亡和公私财物的重大损失，是确认滥用职权犯罪行为的重要依据；非物质财产性损失是指严重损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声誉等。由于现行刑法对滥用职权罪的规定属于简单罪状的表述，因此，滥用职权罪中的重大损失是由司法解释来加以释明的。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实行的《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高检发释字（2006）2号）明确规定：滥用职权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1、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5人以上的；2、导致10人以上严重中毒的；3、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1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50万以上的；4、造成公共财产或者法人、其他组织财产直接经济损失20万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2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100万以上的；5、虽未达到3、4两项数额标准，但3、4两项合计直接经济损失20万以上，或者合计直接经济损失不满20万元，但合计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的；6、造成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业、停产6个月以上，或者破产的；7、弄虚作假，不报、缓报、谎报或者授意、指使、强令他人不报、缓报、谎报情况，导致重特大事故危害结果继续、扩大，或者致使抢救、调查、处理工作延误的；8、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9、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该规定虽然明确了物质财产性损失和非物质财产性损失的计算标准，更细化了立案标准，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但在司法实践中，关于滥用职权罪 “重大损失”规定的兜底条款，以及滥用职权行为和它所造成“重大损失”之间的时间差与犯罪追诉时效的关系等，经常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产生分歧，不能用现有的标准准确界定滥用职权行为造成的“重大损失”，从而使犯罪分子利用这一漏洞逃避法律惩罚，亟待司法解释的进一步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