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人名宪法与社会主义没有必然的关联，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必然联系。在社会主义全盛时期，社会主义宪法中有人名的只占36％，且同属东方的伊斯兰国家也有人名入宪现象，这表明人名宪法与社会主义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国在1949年就以社会主义为目标，但到1975年人名才入宪。这表明人名入宪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没有必然的联系。
第三，人名入宪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宪法的超级法发生了转换。宪法最重要的是对个人自主权利的维护，它或明或暗地承认个人权利具有超越权力的“天然”正当性，权利成为宪法的“超级法”。但是人名入宪必然会产生意识形态与宪法规范争权威的现象。由于宪法宣示的意识形态成为宪法的一部分，且由于它的原则性与不确定性，这为政治权力所喜好，意识形态最终成为事实上的超级法，权利在宪法中的地位下降。这有助于解释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一度将人权妖魔化。
第四，人名宪法没有成功的宪政先例。通观这些“人名宪法”，一个共同特征是它的意识形态化，将法治的“规则至上”转化为意识形态至上，人的权威至上，因而至今没有实现宪政的先例。这里可能提出一个宪政逻辑问题。首先，宪法是所有具有法律人格的人的法，在现代，它是所有人的法。如果宪法出现人名，这个人就必在宪法的规范之外，或者之上，因此不合宪政逻辑。其次，宪法的逻辑前提是良心自由的公民，因为只有这样的公民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只有这种不同意志的自由表达才能产生宪法。如果对“人名宪法”作单一意识形态宣示的理解，如果解决不好，可能与公民表达自由相冲突，而失去表达自由的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民，这就使宪法失去了基本前提。如何使“人名宪法”与宪政相协调，是宪法学家与政治家面临的大问题。
上面是基于传统宪法观念的分析，中国人应当有与西方人不同的新的宪法观念。问题是，这个“宪法观念”必须是“宪法观念”，而后才有“中国特色宪法观念”，如果压根不是“宪法观念”，就不会有“中国特色宪法观念”，当然也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观念”。这里有一个被国人忽视的“考夫曼问题”—“事物的性质”问题。法律必须与它所规范的“事物的性质”相一致，否则它的“法性”将受到挑战。宪法所规范的事物是什么？它的性质是什么？它与人名的应然关系如何？这是宪法学需要认真研究的，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作者简介】
周永坤，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转引自汪东林：《1970年梁漱溟提意见：个人名字不能够写上
宪法》， http: //news. ifeng. 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2011-11/11/10584075-0.shtml，2011年11月20日访问。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2011年11月20日访问。
鲁颜堂：《
宪法里该不该写人名》， http: //www. stnn. cc/ed-china/200810/t20081017-881021. html， 2011年11月20日访问。
姜士林、陈玮主编：《世界
宪法大全》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该书只涉及欧亚两洲的《
宪法》。
另有一部
宪法（1952年《波兰
宪法》）有希特勒的名字，那是在负面意义上说的，与本文写作目的无关，故而未统计入内。
“五五宪草”正文前有一句说明性序言：“中华民国国民大会，受全体国民付托，遵照创立中华民国之孙先生之遗教，制兹
宪法，颁行全国，永矢成遵。”
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该指示宣布“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应该废除”，正式否定民国时期法律（包括
宪法）效力的则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纲领第
17条规定：“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
《中共中央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通知》（中发56号）。
这个《
宪法》是由1972年12月27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五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1992年4月9日第九届三次会议修改，1998年9月5日第十届一次会议修改补充的。这个《
宪法》原本有马克思、列宁的名字，但是1992年修宪时删除“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这个《
宪法》只提一个人的名字：金日成。仅仅在序言中“金日成”一词就出现了14次之多，说“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是民族的太阳，祖国统一的救星”，称“拥戴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为共和国的永恒主席”，而那个《
宪法》也自称“金日成
宪法”。
1975年《
宪法》序言部分：“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前进。”总纲第2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总纲第11条：“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1980年《越南
宪法》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胡志明的思想”等字样。
所谓“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其实，在“文革”的高压下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民意，只有“被驯化”了的灵魂，只有民粹主义的叫嚣。真正的
宪法产生于民意，民意产生的基础是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便不存在独立的个体，更不存在个体参与立宪的权利保障。正因为如此，美国社会上下才将其
宪法第一修正案视为民主制度的命根子。
“
宪法是阶级斗争的产物，由在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权力的阶级所制定，用以维护和巩固本阶级的政权，是这一阶级的胜利成果。从
宪法的阶级实质来看，现代
宪法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类型，即资产阶级
宪法和社会主义
宪法。”这是这一观念的典型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