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建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负责监测和处理威胁国家金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其主要职责是找出威胁金融体系稳定的风险来源和监管漏洞，及时向各监管机构提出政策建议，并负责协调联邦和各州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协调。
3.美联储内部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对零售业务进行严格的监督，目的是使消费者得到及时、完整、准确的信息，避免因掠夺性条款及不公平、欺骗性金融交易而受到损害。
4.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和对冲基金的监管；改革信用评级行业等。
（二）评析
《法案》颁布以来，国内金融界和法学界学者反响热烈，对其进行了全面解读，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很多有启迪意义的观点。研究者们一方面指出了其积极意义，同时也提出了质疑，甚至部分学者对其实效持悲观论色彩。
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前主席巴尼？弗兰克认为《法案》将让金融机构发挥其关键职能：积累资金并将其提供给社会中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领域，同时把无益于生产性经济活动的不负责任行为降至最低。实际上，那些再也无法从事暴利活动的人，在被勒令终止这些行为时拼命反对这一法案。但立法永远是在防止发生坏消息，而不是制造好消息。该法案迫使银行承担责任，并让这些风险变得透明；遏制不适当的风险，并要求私营部门（而非纳税人）为留存风险提供更多资本拨备的形式提供资金，并偿还债务。[12]
在监管理念上，学者认为《法案》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完成了历时两年的金融改革立法，开启了与新自由主义分道扬镳的金融监管路径，标志着美国将大幅收紧监管尺度。[13]
学者们普遍认为法案对本轮危机中饱受诟病的系统性风险的防范、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衍生品市场监管、住宅抵押市场监管、银行监管、对冲基金监管、信用评级公司行为、美联储救市行为透明度、华尔街薪酬体系等方面都进行了范围广泛的调整和改革，填补了诸多监管漏洞，做到了对症下药。[14]但作为金融业和监管者等多方博弈的结果仍有很多遗憾，比如本轮危机“风暴眼”的“两房”改革、“银行税”等内容，均没有被纳入；[15]在政府监管权力扩大的同时，对美联储等监管部门本身的监督和问责制度明显缺失；《法案》对原有监管框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部门间的多头监管情况等没有完全改观；混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矛盾格局依旧等。[16]另外学者认为《法案》对世界金融格局和监管将产生深远影响：该《法案》将驱动全球展开一轮主动型或被动型的金融监管改革，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将出于不同的原因加快金融监管改革的进程；相对平衡和温和的金融改革法案不会撼动美国金融地位；[17]必将深刻影响G20的全球金融改革探讨和未来的新巴塞尔协议（或所谓“巴塞尔111”）的修订，《法案》中的部分条款甚至可能直接上升为国际组织制定的所谓全球规则。[18]
但部分学者则对其提出了更多质疑。斯蒂格利茨的评价是：改革缺乏足够的魄力，好比“当船快要沉底的时候，奥巴马所做的只是重新摆摆甲板上的椅子”。美国一些批评者认为该法案具有“破坏性”，将抑制金融业的发展，内容过长并且复杂，无助于解决“大而不能倒”的问题。我国有学者认为，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能不能防止危机重演，要防止利益冲突造成简单的照抄照搬。[19]还有学者认为立法过程显得有些虎头蛇尾，具体的改革措施也多少有点“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意思，《法案》中的一些措施甚至有流于形式之嫌；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全部问题。[20]很多美国媒体一针见血地指出金融改革法案中的一个先天缺陷，那就是它更多的是告诉监管部门“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是“应该怎样做”。[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