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中，各地出现过多起类似案例：侦查机关在行为人家中查获大量毒品，行为人坚称是某毒贩托自己代为保管。但涉嫌毒贩在逃，现有证据无法核实当事人陈述毒品来源的真伪。案件审理过程也多存在争议--窝藏、转移毒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之争，但多以非法持有毒品罪为定论。理由是辩方无法提供证据证实窝藏行为存在，控方也无法验证。但从刑事诉讼逻辑分析，只有在窝藏、转移毒品罪法定刑高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基础上，重罪查无实据，轻罪构成要件齐备，才应根据疑罪从轻原则，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论处。而现实案情是控方无法提出确实、充分的证据以合理排除窝藏毒品行为的成立。诉讼法的精神在于，行为人并无自证无罪或自我归罪的责任。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形下，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结论，才能体现刑事法律的人权保障机能，实现利益平衡，敦促国家公诉机关更好地履行自身责任。
持有型犯罪的法定刑设置必须经过多方面考量。现实立法例中，过高或过低的情形均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刑法第七修正案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最高刑由5年提升至10年即为明证。这是一个补漏型犯罪与相邻犯罪法定刑差距过大的例子。而其修正后的法定刑，使得整个法律体系中衔接得当，罪刑均衡。
【作者简介】
周娅，深圳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注释】参见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80页；梁根林：《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143～149页：邓斌：《持有犯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4～76页。
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黎宏：《
刑法的机能和我国刑法的任务》，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4期。
J．C．Smith，Brian Hogan．Criminal Law．Butterworths，1988．pp．98～99．
转引自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4页。
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
刑法室：《关于禁毒的决定和关于惩治走私、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犯罪分子的决定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1991年，第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