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的自由。”这项对信息自由权利的表述。被认为是对信息权利的最规定。该项规定后来被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传承，并在许多地区性条约和国内立法中得到接受和发展。比如，美国《信息公开法》就“确立了公众从联邦政府机构获取信息的权利”。英国《信息公开法》第一部分开篇语即是“信息的权利。”保障信息权并不一定是保障知情权，但是保障知情权，就必定要以信息权得到保障为前提[5]。
（二）对知情权保障的理论依据
对于公民知情权的保障，不仅是出于现实的需要，也同样有着理论上的依据：
1、民主价值：是社会契约理论的自然延伸，是人民主权原则的必然要求。人民通过订立社会契约将部分权利让渡出来组建国家，是国家主权的所有者和提供者和国家权力的真正行使者。在现代民主观念中，公众的参与度显得越发重要，甚至已经成为衡量民主发展的标尺，而参与的前提在于人民的知情，对公民知情权的保障亦是保障了其参与权，实现了其话语权，有利于民主的实现。列宁也曾说过“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6]。”我国是实行人民民主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开展民主政治，推行政府信息化，必须将政府信息公开、将政府各项工作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民众也只有通过对公众事务的了解，获取政府信息，才能真正参与进来，对政府行为进行评判和监督，真正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
2、宪政价值：是实行“善治”的必然要求。这里的“善”，可以把它理解为良好，就是说一个运行良好的政治秩序。我们现在所说的宪政秩序应该是一种运行良好的行宪秩序，以保护公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控制制约国家权力为宗旨。我国国内学者俞可平认为，透明性是善治的基本要素之一，并将透明性界定为“政治信息的公开性。” 认为“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获得与自己的利益相关的政府政策的信息，包括立法活动、政策制定、法律条款、政策实施、行政预算、公共开支以及其他有关的政治信息。透明性要求上述这些政治信息能够及时通过各种传媒为公民所知，以便公民能够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过程，并且对公共管理过程实施有效的监督。透明度愈高，善治的程度也愈高[7]”。正如美国大法官布兰代斯（Justice Brandeis）所说的“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只有在政府信息公开下充分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才能更好地对政治权力进行限制和监督，防止其被滥用，提高行政透明度，从而公平、公正地保障人民的各种利益诉求，在权力与权利，权利与权利的博弈中谋求一种完美的平衡，真正做到依法行政，民主行政，维护良好政治秩序的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