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上述著作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对民国宪政史的研究来说，均是不可忽略的基本文献，特别是其中收录的一手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这也启示我们，只要秉持客观公正的写作态度，当代法制史的写作并非无所作为。特别是对亲身参与国家立法的人士来说，利用工作便利，搜集尽可能多的一手资料，撰写有关立法的历史，更可谓功德无量。在新中国诞生以来的60年光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先后起草和实施共同纲领、五四宪法、七五宪法、八二宪法及其四次修正。我们现行宪法的历史跨度早已远远超过旧中国的任何一部宪法，为国家的长治久安、繁荣昌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出现了殷啸虎《新中国宪政之路（1949-1999）》（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韩大元《1954年宪法与中国宪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等多种权威著作。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国会涌现出更多更优秀的包括亲历者和研究者撰写的记载新中国宪政伟大进步的经典之作。
【作者简介】
韩剑尘，男，安徽理工大学人文社科部讲师，南开大学法学硕士。
【注释】民国时期的
宪法史料可以参考胡春惠编《民国宪政运动》（台湾正中书局1978年版）、朱汇森主编《中国制宪史资料汇编》（台北国史馆1989年版）以及夏新华编《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清末立宪参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韦庆远、高放《清末立宪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卞修全《立宪思潮与清末法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
感谢国家图书馆“民国图书资源库”，笔者得以在线免费阅读潘树藩《中华民国宪法史》、吴经熊、黄公觉《中国制宪史》、陈茹玄《增订中国
宪法史》、储玉坤《中国
宪法大纲》几种著作的全文（PDF格式），特此向学界朋友推荐。
我国台湾地区著名行政法学家翁岳生在《我国行政法四十年来之发展》（1994年）一文中曾指出，“训政时期行政法院之判例与行政法学之理论，行宪之后，似无多大变化。”其一个例证就是20世纪30年代在大陆出版的范扬《行政法总论》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仍然流行。
胡适是自始至终主张实施宪政的（《宪政问题》1932年），但在如何制宪和行宪问题上则有许多自己的观点。在1934年《制宪不如守法》一文中，他批评了训政约法得不到实施的情形，认为“政府应该要在事实上表示守法的榜样，养成守法的习惯，间接的养成人民信任法律的心理”，这才是“宪政的预备”。他批评当时的制宪活动，认为“宪政的预备不再雇人起草，不在征求讨论，而在实行法律。”他主张，“与其请吴经熊先生们另起新花样的
宪法草案，不如请他们先研究研究现在已有的各种法律，看看有多少种法令是应该立刻废止的（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办法》）；看看有那些法律是从来没有执行的；看看有多少种法律是必须编制细则方才可以施行的；看看有什么法子可以教官吏军人党部多懂一点法律，多守一点法律。”在同年撰写的《论
宪法初稿》中，他批评初稿拘泥于孙中山《建国大纲》、制定了许多不合国情、难以实施的条文，认为孙中山“《建国大纲》是假定一个可以从容渐进的时势的”，“现在既无此时势，我们只能把他的理想计划暂时留作一个供后来人研究的历史文件。”他质疑说，“为什么不老老实实的叫各省人民选出他们本省的立法委员来组织一个代表全国的立法院呢？”（这已经为我国台湾地区的实践所验证）。他主张，“我们只应该考察此时我们如要行宪政，应该如何下手，应该建立何种制度。如果我们此时需要的是一个巩固的中央政府，我们就不应该拘泥某种历史文件，造出种种机关来捆住他的手脚。如果我们需要各省来参与中央的政治，因以造成一个维系全国的统一局面，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拘泥某种历史文件，造出一个三年集会一个月的空虚的国民大会来叫各省失望。”他并在方法论上指出，对孙中山的思想，“我们在今日不可拘泥他的文字，应该活用他一贯的精神。”在1937年《再谈谈宪政》和《我们能行的宪政与宪法》中，胡适再次表达了
宪法重在实施的观点，他希望新颁布的
宪法就如幼稚园一般，是可以立刻实施的，他引用汉高祖请叔孙通制定朝仪时的话“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者”为例，认为“
宪法里必不可有一句不能实行的条文”，他主张将教育和国民经济两章完全删去。以上所引胡适言论均来自《胡适文集》第11册，北京大学1998年。
近年来民国宪法史著作主要有卞修全《近代中国
宪法文本的历史解读》（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以及夏新华等著《近代中国
宪法与宪政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