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按照上述标准来评判其他宪法史著作，则吴经熊、黄公觉《中国制宪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亦可谓“五五宪草”的实录。1933年，吴经熊（1899-1986年）出任立法院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副委员长（立法院院长孙科为委员长，另一著名法学家张知本为副委员长），并负责起草初稿（当时称为“吴案”），供起草委员会讨论。黄公觉则为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专员（见该书第94页。翟小波称，“估计是吴经熊参与立宪，他有第一手材料，然后把这些材料给黄公觉”，有误）。二人对此次制宪过程之熟悉自不待言。在《著者序》中，两位作者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说明：“著者于立法院此次之议宪，幸得机会参与。其历次讨议的经过，均得与闻，其许许多多的真确材料，皆能搜集。这些都给著者动笔最大的利便。而这些便利，则绝非外人所能获得的。这足以表示这本制宪史的价值。”其次，关于该书的内容，最有价值的自然是五五宪草的有关内容。作者也明确指出，此次立法院之议宪，是“本书内容最重要的部分”，也是作者撰写该书的“最大目的”。全书正文636页，有关五五宪草的内容占了80%以上（从第85页至第636页），如果算上附录（第737页至1047页），则全书90%都是五五宪草的内容。作者这样做的原因，除了我们一般理解的作者对这段历史最为熟悉、最有发言权之外，还因为在作者看来，此次出台的宪法草案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完善的一部宪法。“因为已往的制宪运动均归失败”，而此次制宪，不但时间长，“所费时间，共有三年余的光阴。就其所费时间长久一点来说，那是任何国制宪所赶不上的”，而且程序严密，前后分五个阶段，“稿凡七易”。最后，因为这部宪法是根据孙中山遗教所起草，又是在孙科主持下制定的，并有七个草稿，作者特意将孙中山遗教中关于宪法问题的摘要、孙科关于宪法起草的言论以及七部草案都附录在书后，以备读者查阅。这个体系上的安排自然也是妥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