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森林资源利益分享法律机制
自然保护地包括了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风景名胜区、旅游度假区、文物遗址区、生态公益林区等。可见，森林资源无疑是自然保护地的重要内容，也是环境的重要组成要素。关于森林资源利益分享法律机制研究，西南政法大学乔刚博士在肯定我国森林资源以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为主这种公有制形式在当下强调生态保护功能的历史背景下是比较合理的选择，然后指出由于历史、立法、管理体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当前的森林资源利益分配格局存在不公平不合理，具体表现为：不同所有制森林资源的权利义务分配不平等；森林行政主体与作为相对人（权利人）的权利（力）义务不平衡；不同地区森林资源利益分配不平衡；不同用途的森林资源权利义务不对等；森林资源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间的分配不合理。他认为，完善我国森林资源利益分享机制应以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完善森林资源立法体系；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包括：优化森林资源分类管理制度；以森林分类为基础，完善森林资源权属制度；制定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流转和抵押担保的法律规范，落实森林资源流转和抵押担保制度；建立森林资源市场交易的秩序保障机制；建立和落实对生态公益林的特殊保障机制。[17](p.1792-1795)
以上成果专门对森林资源利益分享机制的研究是对自然保护地利益分享机制具体化的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也对本文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然也与本文研究的自然保护地中的森林资源有着一定内容上的差异。如，本文研究立足于自然保护地开发利用中的各个主体而展开，而以上研究成果则从更多不同角度展示了利益分享不公现实；自然保护地中森林资源也不包括以上研究成果中的经济林，等等。鉴于写作需要，对此不再深入探讨。
四、建立科学的环境利益分享法律机制促进自然保护地的开发利用
（一）科学的环境利益分享法律机制的基本要求
利益的公平分享源于分配正义理论。我国的先哲圣人孔子早就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一种平均主义的分配正义观。在西方思想史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就是某种比例”。在他看来绝对的平均是没有，也不应该如此，所谓的分配正义只是相对的平等。如今而论，即便是在马列思想下的共产主义社会，那种绝对的平均分配或者是按需分配都只是不可能实现的天才理想，果真其然，那必然是以某种非正义为前提。有学者认为，分配正义实际上是制度的正义，或正义的分配制度。[18]如此，笔者主张在开发利用自然保护地中建立科学的环境利益分享机制来保障利益的公平分享，以期解决上文所讲开发利用法律问题中隐含着的开发利用自然保护地正面临的资金、技术、舆论等难题，最终的目的是促进自然保护地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关于建构自然保护地利益分享法律机制的基本内容要求，简单地说，即：五种手段--奖、惩、补、征、认；五个特征--激励性、惩罚性、补偿性、强制性、合法性；四种制度--生态政绩考核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生态税收制度、生态奖励制度。就其之间的关系论，五种手段与几乎可以与五个特征一一对应，但又不全然如此，同一种手段在不同的具体情况下应用则可以表现为不同的特征；预期设立的四种制度则是五种手段的具体应用，同样不同制度适用于不同情况即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二）自然保护地环境利益分享法律制度的建构
1﹒具体落实生态政绩考核制度，力促政府职能转型，提高社会投资者参与积极性
在传统的GDP政绩考核方式下，政府也是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存在的。作为权力主体，他们往往更容易在经济建设活动中谋求到自身最大化的经济利益，从而使自己在政绩考核中享有话语权。但是，本文已经指出，政府在自然保护地开发利用中既是管理者又是经营者的双重角色致使其他的社会投资者积极性受挫等一系列问题越来越突出。如何有效地解决该问题？想必不是仅仅依靠立法者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中作出如管理权与经营权分离这样的规定就能发挥实际效用的。笔者认为，落实对开发利用自然保护地生态的政绩考核制度对政府进行考核是最为理想的选择。对政府政绩应从经济业绩、社会业绩和环境业绩三个方面予以评价。[19]这三个方面也完全与自然保护地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属性相对应。落实建立对自然保护地开发利用中的生态政绩考核制度即要求改变传统的GDP考核方式，将生态业绩（或称环境业绩）与经济业绩、社会业绩在政绩考核中各定位一个合理均衡的比例，尤其要注重加大对生态业绩的考量。这种对政府在自然保护地开发利用中行使公共管理职能保护环境资源行为的充分肯定，有利于政府主动地放开在开发利用中的经营权，向致力于提供专业的公共管理服务转型，进而有利于激励其他投资者在自然保护地开发利用过程中积极性的发挥，为自然保护地的开发利用提供更有保障的资金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