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环境利益分享法律机制研究现状及分析
目前，环境利益分享法律机制研究仍处于需要不断深入的过程，本文研究参考资料有限，在此仅以近期查阅到的西南政法大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改革发展成果分享法律机制研究”的3篇阶段性研究成果展开论述。
（一）环境利益分享基本原则--养护者受益原则
面对公有制背景下环境的日趋恶化，西南政法大学张怡教授早在2005年就提出了“养护者受益原则”。养护者受益原则是指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以治污、造林和改善植被为目的，并以契约或实际占有并实施以具体行为的方式，对严重污染、损毁或可能遭受严重破坏，危害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治理和投资，经确认、评估或交易享有获得相应报酬的权利，而相关责任单位及个人均不得以未经许可为由，拒绝履行能够支付他人代为治污和绿化的劳动报酬的义务。[14](p.12-13)该原则的目的在于为养护者的养护行为创设合法的私有财产权，合理的分配养护者受益行为诱发的利益格局，通过借助利益的推动力，试图引导社会大众的行为朝着重塑生态环境的方向迈进，将保护环境的行为一贯体现出的消极性向积极性转变，使得养护环境的行为变得有利可图，实现生态环境改善和社会主体利益增加的双赢效果。[15](p.95-100)
养护者受益原则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环境法学理论，是环境法学界对改革发展成果分享法律机制的建构做出的重要成果之一，将其具体应用于自然保护地开发利用也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第一，养护者受益原则是在自然环境资源公有制背景下提出的，完全符合我国自然保护地作为公共资源由国家享有所有权的基本国情；第二，养护者受益原则坚持了以人（养护者）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肯定了人类趋利的价值取向，通过为养护者创设私有的财产权，赋予了投资开发自然保护地的经营者获取收益的合法性，合法收益的驱动力将有助于养护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第三，养护者受益原则充分肯定了人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就能够积极地建设生态环境与资源，实现环境友好、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笔者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本身并不天然的存在矛盾，只是由于人类在经济发展中忽视了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才使得其最终演变成了矛盾。在某种意义上，环境法中现行的预防原则依旧是环境保护在经济发展中的妥协态度，而事后的治理则更是消极被动的表现。我们的环境需要积极地养护正如经济需要建设去发展一样，我们不能等肚子饿了才去种地，我们也不应该等环境被污染破坏了才去想起去治理。
可以说，养护者受益原则要在自然保护地开发利用中获得作为所有者的国家在态度上的支持并不难，难的是在现有的制度体系下，没有公平的利益分享机制，没有充足的资金保障，这一原则就只能空有其表，还尚不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
（二）实现环境利益公平分享的环境税机理
税收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一种有效形式，无疑也适用于环境利益的公平分享。环境税的发展得益于经济学家庇古的贡献，其核心思想是用税收手段矫正环境外部性导致的弊端。在国内，随着改革发展成果利益分享机制研究的深入，张怡教授和王慧博士在她们的文章中以较强的理论深度阐述了环境税在环境利益分享中的重要性。她们认为，环境属于公有资源产品，其固有的特性决定了环境利益的分享不管是在私有产权还是在公有产权背景下，不管是他们在自然状态下还是在管制状态下，环境利益的分享都是充满冲突的，尤其是在富人和穷人、当代人和下代人之间很难公平分享环境利益。但是，环境税的积极作用将能够实现环境利益分享的公平性和环境利益公平分享的可持续性。通过环境税解决环境利益分享的免费性和将环境利益分享的外部性内在化，从而能够影响对环境利益分享的供需关系，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整体的环境利益，进而满足当代多数人和后代人的环境利益需求。[16](p.68-73)
张怡教授和王慧博士关于实现环境利益公平分享的环境税机理的论述从理论上继续深化了环境税的合理性，对完善环境税收法律机制奠定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对环境税收征管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在自然保护地开发利用实践中，环境税与环境利益分享的公平性和环境利益公平分享的可持续性机理作为理论的探讨，实际的可操作性可想而知，仍需要更为具体的制度设计。简而言之，自然保护地开发利用中的主体就不仅仅只是富人和穷人、当代人和下代人那样高度的概括，其主体的广泛性、复杂性，外加税收制度应用于实践不仅具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作用，要求根据不同的主体或者相同主体的不同情形设计不同的环境税收制度。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建构和谐的环境利益分享制度最为终极目的是要通过对环境利益的公平分享实现自然保护地等自然环境资源开发利用的健康和可持续，也只有如此，才能以良好的环境资源为基础实现环境利益分享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