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承认人民通过选举代表形成决定是间接民主，而间接民主也是民主，那么对于民选法官行使审判权是否可以认定为是司法民主呢？笔者认为，民选法官与民选议员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前者选择的范围要狭窄得多，民选法官时其候选人（即被选举人）往往局限在有限的人群内，如一般需要受过专门的法律教育，有法律职业背景等资格要求，而议员的选举则没有这些资格限制。其次，选举后法官受选民的制约要远远小于议员，即使民选的法官通常是限任制的，但也受司法独立的保护而不必拘泥于反映民意，法官只需服从法律即可。因此即使民选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也很难说是司法民主，因为怎么判决是由法官自己根据法律而不是根据民意，甚至也不是根据人民的根本利益（像议员要考虑的那样）来决定的，法官的直接忠诚对象是法律。法官也有自由裁量权，但这一权力也是法律赋予的，只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具体怎么裁量至少也要符合法律原则或法律精神，而不是无视法律完全由法官根据个人意志或民众偏好“自由”裁量。因此，法院的合议庭与政府的首长制相比，具有一些民主色彩（至少有“多数决”这一民主形式），但与议会的合议制相比则很难说是民主。
（二）主审法官负责制与多数决原则
我国司法改革中推行的主审法官负责制（或审判长负责制），“即在法院选拔一些政治强、业务精，有驾驭庭审能力的优秀法官，赋予他们相当的审判职权”[5]是否否定了多数决原则？依照《人民法院审判长选任办法（试行）》的规定，“审判长的职责是：（一）担任案件承办人，或指定合议庭其他成员担任案件承办人；（二）组织合议庭成员和有关人员做好庭审准备及相关工作；（三）主持庭审活动；（四）主持合议庭对案件进行评议，作出裁判；（五）对重大疑难案件和合议庭意见有重大分歧的案件，依照规定程序报请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六）依照规定权限审核、签发诉讼文书；（七）依法完成其他审判工作。”其中涉及审判之民主形式的主要是第（四）项，“主持合议庭对案件进行评议，作出裁判”：是“审判长”主持合议庭对案件进行评议，并由“审判长”作出裁判，还是“审判长”主持合议庭对案件进行评议之后，由“合议庭”作出裁判？笔者认为，后一种解释较为符合诉讼法原意。
从实践来看，主审法官负责制在有的地方是由合议庭作出判决，如成都高新区人民法院实行的主审法官制，“主审”一词仅仅“是相对于具有审判职称但在本制度下未裁判案件的其他法官而言”，主审法官的职责主要是“负责开庭审理，认定事实和证据，适用法律，制作经开庭审理的案件的裁判文书，签发法律文书，指导法官助理工作，对案件质量负责”，判决权仍属于合议庭，“由主审法官相互间组成合议庭。承办人向审判管理中心提出申请，审判管理中心在主审法官中指派两名合议庭组成人员，承办案件的主审法官为当然审判长”。在合议庭中，“既没有次审法官，也不是主审法官一个人说了算。主审法官并不总是审判长，只有当他在合议庭中是案件承办人时才是审判长”[6]。这其中的问题是，合议庭需意见一致才能作出判决，如果合议庭意见不一致，“由审判长向分管院长汇报，然后根据分管院长的意见进行复议，能取得一致的，径行作出判决；如仍不能取得一致，由分管院长决定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7]。这就排除了多数决原则，而是要求一致决。一致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少数决（一票否决制），它不一定能决定“是什么”，但它能决定“不是什么”，这与诉讼法的多数决规定明显有矛盾之处。在有的地方，法院判决是以合议庭的名义发布的，但判决的决定权转移到了主审法官手里，而不是由合议庭成员实行多数决。如深圳盐田区法院的主审法官“享有独立的审判权、主持庭审权、签发文书权、组织管理权、考核建议权等五大权力”[8]，在合议庭发生争议时，不是通过表决而是由主审法官决定，并由主审法官承担错案责任[9]。还有的法院将“主审法官负责制”异化为“主审法官个人说了算”，开不开庭、合不合议都由主审法官决定，合议庭成为虚拟合议庭、影子合议庭[10]。这显然是对合议庭多数决的否定，取消了合议庭的民主“形式”，代之以主审法官或审判长的个人决定和个人负责。而个人决定和个人负责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模式，司法改革应尽量使司法去行政化而不应加强司法的行政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