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结婚。第一，结婚的条件。结婚的条件又分为必备条件和禁止条件。现行婚姻法对禁止条件的规定有待完善。一方面，如直系养亲、继亲亲属关系解除后，直系姻亲，表兄弟姐妹绝育后，四亲等内不同辈分的旁系姻亲能否结婚，亲属法应当予以明确规定。另一方面，对于禁止结婚的疾病，亲属法应明确界定不得结婚的疾病、暂缓结婚的疾病、可以结婚但不能生育的疾病以及可以结婚但限制生育的疾病范围。第二，结婚的程序。对此现行法中不同位阶法律的规定并不一致。如《结婚登记条例》对婚前健康检查采取自愿原则，不再强制婚检，而《母婴保健法》仍要求强制婚检，对此应注意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对接问题。第三，事实婚姻、非婚同居的规制。对于事实婚姻的认定和处理，我国婚姻法律经过了四个阶段，对事实婚姻的效力分两种情形处理。但现行婚姻法律对于事实婚姻的效力、解除等并未予明文规定。现代社会非婚同居现象越来越多，而现行婚姻法律却未予规定，使得非婚同居一直尴尬地徘徊于法律大门之外，造成很多纠纷难以解决。因此，亲属法应将其纳入法律规制的体系之下。第四，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根据现行婚姻法第10、11和12条的规定可知，我国采用的是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双轨制，但该规定尚存在明显缺憾，对无效婚姻的形式、请求主体范围、程序，宣告无效婚姻的机关、限制、同居期间财产关系的性质等都未作出规定，亲属法应予完善。
第四，夫妻。第一，配偶权。现行婚姻法第13－16条对夫妻间权利义务的规定，实为对配偶权的规定，只是没有采用配偶权的概念。但这些权利义务如果不用配偶权来统一和概括，就会成为散乱的权利义务群，而没有一个法定的权利作为其统帅。[11]因此，应该引入配偶权的概念，并对其性质、内容作出明确规定，尤其是对于同居义务、忠实义务应如何规定，这都是亲属法应当予以回答的问题。第二，夫妻财产制。婚姻家庭关系是身份关系与财产关系的统一，由于立法理念等的转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对财产关系的关注似乎也更多些，而且财产关系也是婚姻家庭得以延续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夫妻关系的核心内容之一。但现行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的规定结构不是很完整，仅仅有《婚姻法》第17条、18条和19条对常规情形下夫妻财产制进行规制，对非常态的夫妻财产问题、不同情形下财产制度的推定和转化等却缺乏规定。现实生活中，婚姻家庭方面的纠纷繁杂多样，即使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由于一方虐待、遗弃，滥用财产的共同管理权，一方从事合伙经营发生破产，或者双方发生分居等原因，都可能出现现有夫妻财产制难以应对的情形，亲属法应该对夫妻财产制度作出通则性的规定，增设非常法定夫妻财产制度，同时对现行婚姻法已规定的夫妻财产制进一步予以完善。如此既可以为上述问题提供解决之道，维护夫妻双方以及相关第三人的利益，保障家庭、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定，又可以完善夫妻财产制度的体系。第三，夫妻之间有关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协议的类型、性质、效力应进一步研究并由立法加以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