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而言，对于因刑事和解撤销案件或不起诉而需要在审前返还涉案财物的，可在撤销案件或作出不起诉决定前，先对拟返还的涉案财物进行公示，告知利害关系人限期申报权利，然后在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主持下举行由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参加的听证会，在解决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刑事纠纷的同时，解决涉案财物的返还问题。在确定涉案财物的权属以及犯罪嫌疑人同意返还后解除扣押、冻结，并在督促犯罪嫌疑人确实返还被害人合法财产后撤销案件或作出不起诉决定。这一方面有利于保障潜在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理清相关法律关系，在审前返还出现错误后便于救济。因为在这种返还程序中，虽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对涉案财物的返还具有一种监督与制约作用，但返还行为实质上是犯罪嫌疑人的民事行为，而非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的职权行为，这样即使发生返还错误，权利人仍然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进行救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不为此承担赔偿责任。当然，由于行政机关的属性与职权，公安机关可在撤销案件后，以违法所得为由直接决定返还涉案财物，利害关系人对此不服的，可提起行政诉讼，但此问题已不属刑事诉讼程序的讨论范围。
对于案件需要移送审查起诉或提起公诉但涉案财物不需要在法庭出示的审前返还程序，宜由被害人向法院申请裁定返还而不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直接决定返还。首先，被害人是否主张返还涉案财物，这属于私权范围，应当由被害人自己决定；其次，将犯罪嫌疑人侵占的涉案财物返还被害人，在需经过刑事审判的案件中，它本就属于法院刑事裁判权的内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直接返还行为有侵害法院刑事审判权的嫌疑；再次，在执行方面不会有法律障碍。因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法院的划扣通知，金融机构必须依法协助执行；第四，在返还出现错误时，法院的执行回转权可保证救济途径的畅通。在具体程序设置上，可规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扣押、冻结涉案财物时必须通知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并告知相关权利；在同级法院受理被害人的返还申请后，可要求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移送相关案件材料；法院在作出返还裁定前必须通知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并进行合理公示，以通知潜在利害关系人主张权利；在审查时，被害人应当提出优势证据证明其对涉案财物的合法权属，其他利害关系人主张权利的，也必须提供优势证据证明，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应当没收涉案财物的，应当提出证据证明，证明标准应当适用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法院只有在听取各方意见后才可作出是否返还的裁定，对于该裁定不服的，可提出上诉或抗诉。
三、通过何种方式对返还错误进行救济
由于辩护律师参与的有限性与案件事实的复杂性，审前返还财产出现错误现象很难完全避免。有错误就应当有救济。如根据前文建议的程序返还涉案财物，这种救济一般不会有争议。因刑事和解而撤销案件或不起诉的审前返还程序，由于审前返还建立在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及其他人充分协商基础上，一般不会出现错误返还问题；即使发生错误返还，由于返还非基于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决定，而是基于犯罪嫌疑人的返还行为，这属于一种民事行为，涉案财物合法所有人可通过民事诉讼主张权利。对于需要移送审查起诉或提起公诉的审前返还程序，由于法院在裁定是否返还之前已通知并听取了有关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审查了有关涉案财物权属的证据材料，有关利害关系人不服裁定的可以上诉，已将错误返还可能性降低到最低点；即使出现错误返还，由于返还是基于法院裁定，法院还可通过执行回转进行救济，有合理理由没有参加审前返还裁定程序的利害关系人还可通过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进行救济。因此，在此讨论的问题，主要是针对目前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前返还错误的救济问题。
审前返还出现错误后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合法财产所有人如何获得救济，通过国家赔偿？抑或是其他程序，如民事诉讼程序？审前返还发生错误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会撤销相关决定，取得涉案财物的人也就因此失去了取得财物的合法根据。仅从这点看，合法财产所有人似乎可以不当得利为由通过民事诉讼进行救济。但有疑问的是，合法财产所有人的损失是由于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职权行为所直接导致的，合法财产所有人与取得财产的人并没有直接法律关系，通过民事诉讼进行救济，缺乏合理根据。而且从合法财产所有人的充分救济角度看，他也不愿意走民事诉讼途径。而国家赔偿，前文已述，我国国家赔偿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审前返还错误的，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通过国家赔偿救济，也存在争议。笔者认为，这种损失宜通过国家赔偿进行救济，除前述原因外，一是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审前返还财物的行为是一种刑事司法行为，而非行政行为，不能通过行政诉讼救济；二是合法财产所有人的损失是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审前返还决定直接导致的，责任主体是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合法财产所有人理当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三是目前司法实践的做法也一般是通过国家赔偿进行救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