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房价高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恐怕只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何“小产权房”比“大产权房”便宜很多？它们的建筑材料和用工成本没什么区别呀！答案很简单，主要是前者不缴纳土地出让金。为何不缴纳？因为“小产权房”上的土地与“大产权房”上的土地性质不一样。为何不一样？因为土地制度有问题——人为地制造了“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之间的差别，前者属于国家所有，后者属于集体所有——禁止在集体所有土地上建设商品房。既然如此，那么，“限购令”能让房价降下来吗？如果土地制度不改变，不改变只有国有土地才可建商品房的规则，房价很难降下来，即使在高压政策下会降一点儿，也不过是暂时的。
显而易见，无论是破除金融等行业中的行政垄断，还是对土地制度“动手术”，都已不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政治和法律问题。也就是说，治疗当下的经济病症，需要政治和法律领域的药方——需要一些重要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变革。大致说来，这些变革至少包括三个方面。首先，私有产权和契约自由必须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一方面，现有的产权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应当及时改变。比如，现行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无法有效保护农民的土地产权，因为它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另一方面，对私有产权的有效保护不仅依赖良好的立法，而且依赖公正的司法，而这离不开司法独立。没有司法独立，任何权利和自由都不过是“空头支票”。
其次，行政垄断必须破除，国有企业逐渐淡出。众所周知，行政垄断正成为经济领域的巨大“毒瘤”。它导致石油、金融等行业疯狂攫取暴利，导致产品或者服务质次价高，人为地制造贫富差距。遗憾的是，《反垄断法》不仅不反真正的垄断，反而还成了“垄断保护法”。大量的证据表明，国有企业如果不是靠垄断获利，几乎无法与私企的效率相提并论。
再次，必须让无限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减少多余的干预，废除不当的管制，阻遏寻租的动力。当下中国的现实是，政府的权力没有边界，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常常以宏观调控之名行微观干预之实。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塔洛克年轻时曾来中国，发现这里的人非常勤劳，但整个社会却十分落后。其总结的原因有二：一是大量的经济制度导致无效率，比如行政垄断和各种管制等；二是受过良好教育和富有智慧的人不是致力于生产产品，而是忙于寻租或者从政府那里获得各种特权和优待以免受到盘剥。今天，这样的问题依然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