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垄断正成为中国经济领域巨大“毒瘤”
王建勋
【关键词】行政垄断；“中国模式”；有限政府
【全文】
无论是严肃的理论家和观察者，还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普通人，大都能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中国的经济“生病”了，而且还病得不轻。即使不太懂行的人也能说出一大堆症状来，比如国企垄断加剧、私企生存艰难、税收负担沉重、贫富差距扩大、寻租现象盛行、通货膨胀持续、房价高得离谱、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以及方兴未艾的国进民退浪潮等。
或许有些人仍陶醉于“中国奇迹”，或者沉浸于所谓的“中国模式”，但是，如果他们放眼世界经济的历史与现实，就不难发现，根本没有什么“中国奇迹”或者“中国模式”。历史上不少国家（如二战后的日本、德国等）一定时期内的高速增长都可以和过去三十年的中国媲美，并且，中国的增长没有任何独特之处，与其它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一样，不过是民众获得了有限选择自由以及市场有限开放之后能量释放的结果。
即使承认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取得的成绩，也必须认识到，当下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瓶颈”状态，早年革新所迸发出的能量已经释放殆尽。无论是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乡镇企业和股份制，都基本完成了它们在一定时期内促进经济增长的历史使命，尽管这不意味着它们将退出历史舞台。现在的经济领域正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和问题，因为它遭遇了制度性的障碍和体制性的阻力。不改革政治和法律领域的重大制度安排，未来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甚至难以避免潜伏已久的危机。
长期以来，面对经济领域的各种病症，决策者偏好修修补补的治标之策，倾向于在细枝末节上做文章，或者增加管制的手段，导致规制愈加细密，愈加针对特定的人群或者行业，愈加背离公平正义。这种权宜之计的结果，通常是于事无补，甚至劳民伤财，并且带来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讲，经济领域的大量决策不过是用一个错误来弥补另一个错误，导致问题加重、矛盾加深、利益固化，甚至导致人们产生错误的看法和观念，误以为权宜之计能够最终解决问题，不断麻醉自己，依赖幻觉生活，就如吸食了鸦片一样。
譬如，银行暴利的制度性原因是金融垄断，但决策者不是在打破垄断上下功夫，不是去革新金融制度，改变金融领域的游戏规则，而是在枝节上做手脚——要求银行公布收费项目，企图通过提供微不足道的“诱饵”来讨好民众，企图给舆论高压制造一个出气口。这种做法仿佛告诉人们，公布了收费项目就不构成暴利了，或者，暴利就获得了正当性。有人会说，公布总比不公布好。这话没错，但公布收费项目与阻遏暴利之间毫无关系。在银行业引入自由且平等的竞争之后，暴利自然就会减少甚至消失。否则，再多的措施也无济于事。这大抵适用于所有的垄断行业，无论是石油、电信，还是铁路、电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