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种分工体系，现代社会日益发达的工业、物流、文化、教育、福利、信息、媒体、网络和中介服务组织，把家庭的经济、教育、保障、看护、监管、抚养乃至生育功能不断吸收过来，获得自身发展变化的新的依据和动力源泉，并把这些功能提高到新的水平，呈现质量与效益的双重绩效。与此同时，家庭丢掉了“世袭领地”，亲属远离了“传统舞台”，即使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也有了一份沉重的疏离和失落；融于家庭、亲属中的照顾、监护、看护、教育、扶助、指导等常规功能内容由家庭走上了社会，由亲属主体变成了职业性服务的社会主体。
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W·古德就说到：“由于正在工业化的社会愈来愈多地建立正式的机构来代行比核心家庭大的亲属群体的许多任务，所以世系、宗族或大型扩大家庭必然会失去一些任务，也会失去一些资源。因此，它们就不可能再要求家人像过去一样忠顺，也不能象过去那样随意施行社会控制。于是，个人和家庭就更有可能各走各的路，而不顾广泛的亲属关系。……因此，工业化倾向于瓦解传统的家庭控制和交换制度。每个家庭成员都处于不同的结构位置上，不同代的人之间谈判角色的条件已经改变了。……工业化的主要进程最终会对亲属模式产生影响，在开放的市场上，人们可得到多种服务，而这都是工业化带来的。现代的政治经济模式更容易发展银行、私立学校，也容易提供政治保护和许多公共服务。这使得个人更能摆脱亲戚关系网的控制而独立生活。同样重要的是，这也破坏了大规模的亲戚群体对个体家庭的控制。亲戚群体过去所提供的服务和帮助现在可以从别处得到”。[3]
二、现代人需求结构的转换和升格，牵引亲属内涵和价值的充新
需要，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内生机理，是人的行为的原动力，也是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规则秉承的基本支撑。根据（美）马斯洛的“人格与动机”理论，人类基本需要组成一个相对的优势层次：[4]第一个层次是生理需要，即维持人的体内平衡，满足生物机能的生存和有效运转的原生性需要。第二个层次是安全需要。“如果生理需要相对充分地得到了满足，接着就会出现一整套新的需要，我们可以把它们大至归为安全需要类（安全、稳定、依赖，免受恐吓、焦燥和混乱的折磨，对体制、秩序、法律、界限的需要；对于保护者实力的要求，等等）”。[5]第三个层次是归属和爱的需要。“假如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都很好地得到了满足，爱、感情和归属的需要就会产生”。“工业化社会引起的频繁迁徙，漫无目标，流动性过大给儿童身心带来的严重损害，儿童们变得没有根基或蔑视自己的根基，蔑视自己的出身、自己所在的团体；他们被迫同自己的亲朋好友分离，同父母姐弟分离，体会到做一名过客，一名新来乍到者，而不是做一名本地人的滋味”。“我们社会的流动性，传统的团体的瓦解，家庭的分崩离析、代沟，持续不断的都市化以及消失的乡村式的亲密，还有美国式友谊的肤浅加剧了人们对接触、亲密、归属的无法满足的渴望以及战胜目前广为蔓延的异化感、孤独感、疏离感的需要”。[6]第四个层次是自尊需要。“除了少数病态的人之外，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对于他们的稳定的、牢固不变的、通常较高的评价的需要或欲望，有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这种需要可以分为两类：第一，对于实力、成就、适当、优势、胜任、面对世界时的自信、独立和自由等欲望。第二，对于名誉或威信（来自他人对自己尊敬或尊重）的欲望，对于地位、声望、荣誉、支配、公认、注意、重要性、高贵或赞赏等的欲望”。[7]自尊需要的满足导致一种自信的感情，使人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价值、有力量、有能力、有位置、有用处和必不可少。第五个层次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它可以归入人对于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也就是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须忠实于他自己的本性，使他的潜力得以实现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说成是一个人越来越成为独特的那个人，成为他所能够成为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