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来民法典法总则编的构建中如何处理好主体制度与人格权的关系，值得认真思考。原则上具体人格权的确认及其类型等规定，不应在总则编中加以规定。[20]然而比较复杂的问题是，涉及公民姓名、生命健康、身体等的人格权具有突出的固有性，与主体的确难以分割，其究竟应在人格权法还是在总则编中也有所规定，确实是一个难题。笔者认为，《民法通则》的立法设计其实已经表明了人格权与主体分别加以规定的传统。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可行的做法。至于法人的名称、名誉等人格权，原则上应当由人格权法加以规定。从法律上说，对于法人是否有人格权的问题，迄今为止仍然存在争议，但《民法通则》宣示了法人的人格权，而且司法实践中对此也有所保护，这已经表明了法律对法人人格权的肯定。虽然从救济方式上，法人人格权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等救济形式，但人格权保护的其他方法对其仍然是适用的。
四、独立成编的人格权法并不与《侵权责任法》相冲突
《侵权责任法》已经颁行并将成为未来民法典独立一编的现实，对人格权独立成编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我国民法学界担忧的是，《侵权责任法》已经在相关法条中规定了大量人格权保护的救济规则，如《侵权责任法》第2条在全面列举所保护的权利范围时，共列举了18项权利，其中近半数被列举的权利是人格权；尤其是《侵权责任法》第15条规定了8种侵权救济方式，这些救济方式都可以适用于人格权的侵害；《侵权责任法》第22条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也同样可适用于人格权的侵害。在人格权已经纳入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后，似乎就没有太大必要单独规定人格权。笔者认为，此种看法虽然不无道理，但值得商榷。
应当看到，《侵权责任法》为强化对受害人的救济，突破了传统民法将侵权救济限制在损害赔偿的模式，采用多种方式对受害人加以救济。这不仅是我国长期以来司法经验的总结，也是我国法律保护受害人的需要，具有中国特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侵权责任法》即可完全替代人格权法。这是因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条的规定，我国侵权责任法保护的范围是非常宽泛的，不仅包括人格权，还包括诸如物权、知识产权等绝对权。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必要再在侵权责任法外就各项绝对权的具体内容加以规定。恰恰相反，若不对各项绝对权的具体内容加以详细规定而徒有侵权救济规则，就无法准确而全面地保护这些权利。实际上，无论是物权、知识产权还是其他类型的绝对权，在侵权责任法之外，都有更为详尽的法律规则对其具体内容作出规定。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人格权。当然，人格权法的规定，与诸如物权、知识产权法的规定，在侧重上可能有所区别。总之，在很大程度上，侵权责任法只是权利保护和救济的制度之一，无法替代人格权法上的其他制度。具体来说，这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加以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