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人格权的独立成编
王利明
【关键词】人格权；独立
【全文】
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我国的立法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民法典的制定已成为立法工作的重心。但是，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对于人格权是否应独立成编的问题，仍然存在争议。笔者曾经在多年前呼吁在民法典中将人格权独立成编，[1]但关于人格权独立成编的理由，尚有一些余论，在此提出以供讨论和参考。
一、人格权独立成编符合民法注重人文关怀的发展趋势
迄今为止，有关我国人格权独立成编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民法的外在体系层面。例如，苏永钦教授曾经从“形式方面的六项规则”和“实体方面的六项规则”对人格权独立成编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2]但是，其讨论分析主要聚焦于形式美感，对于价值层面的意义并未作充分的分析。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形式层面的分析固然需要，但价值考量更为重要。
笔者认为，民法价值体系的发展为人格权独立成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传统民事权利体系中不存在与财产权等量齐观的独立人格权，民事权利仍然是以财产权为核心进行构建的。在这样的体系下，其核心价值是意思自治，强调交易的自由、财产的支配和个人的责任。但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们深感人权被侵害的切肤之痛，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运动获得了蓬勃发展，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人格权制度的迅速发展，对人格尊严、人的保护也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例如，《德国基本法》将人格尊严保护规定为法律的基本原则，并通过“一般人格权”等法律技术，对民法上的争议发挥间接乃至直接的影响。此后，以人格尊严保护为内容的判例大量产生。法国于1970年7月17日颁布法令，在其民法典第9条中规定：“任何人均享有私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其他国家也相继通过法典化乃至再法典化的过程或者通过判例的发展，强化对人格权的保护。尤其应当指出的是，民法逐渐确立了保护生命健康、人格尊严的价值优越于意思自治的价值取向，如禁止从事有损于人格尊严的支配行为，达成免除人身伤害责任的合意无效，等等。在此观念下，两大法系基本上已经就强化保护人格权达成初步的共识。随着对人权保护的强化，人们越来越重视精神权利的价值，重视个人感情和感受之于人存在的价值，重视精神创伤、精神痛苦对人格利益的损害。[3]因此，在当代民法中，人格权的地位已经越来越凸显，形成了与财产权相对立的权利体系和制度，并相较而言更加重要。这种发展趋势“对整个民法的体系正在产生重大影响，并引起民法学者对重新构建民法体系加以反思”。[4]
在当代民法中，价值体系已经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趋势，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意思自治受到限制；与此相对，人文关怀在价值体系中日益凸显其重要性，并且代表了未来民法的发展趋势。从我国未来民法典所肩负的使命来看，其应当以人文关怀作为构建民法典的价值基础，将人的尊严和自由作为与意思自治同样重要的价值，并贯彻在民法的制度和体系之中。在规范财产权利和财产流转时，除了要维持既有的财产权体系之外，还应增加独立成编的人格权制度和侵权责任制度，以弘扬人文关怀精神。在民法典中，人文关怀精神的引入在民法体系方面的体现，首先就表现在应当将人格权单独作为民法典的一编。因为在整个民法之中，最直接最充分地体现对人的尊重和保护的，正是人格权法。换言之，人格权独立成编，在价值层面上的意义就是要弘扬民法的人文关怀精神，充分体现民法对人的高度尊重、关怀和保护。
通过人格权独立成编弘扬民法人文关怀的基本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众所周知，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个人人格、人权不受尊重，人格尊严长期受压抑。新中国成立以后，伴随着人民当家作主制度的建立，公民个人的政治地位获得尊重，但几千年的封建传统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消除，以至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人性的摧残和人格的忽视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拨乱反正，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不断加强。与此同时，对人权的保护也不断强化。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对人身权第一次在法律上进行全面的确认和保护，人权保护条款被写入宪法，一些保护弱势群体的特别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权益保障法等）的颁布，中国在人权保护上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物质财富有相当的积累、人民生活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我国民事立法不仅需要为市场经济奠定基本框架和规则，还要承担人文关怀这一更高目标”，[5]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精神生活上的需求也同样要得以尊重。人格权独立成编，对于进一步全面确认和保护人格权并赋予民事主体以排斥他人非法干涉和侵害的效力，使个人能够据此同一切“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违法行为作斗争，必将产生巨大的宣示效应。更重要的是，设立独立的人格权编能够切实地在价值层面上体现对人的关爱、人的保护和人的尊重，为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制度支持，也为我国长治久安、人民生活幸福美满提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