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的《赫利诉爱尔兰美国波士顿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团体案》，是个地标式案件。1992年，波士顿举办纪念爱尔兰节日的游行，举办者是当地一个退伍军人协会，私人社团。他们反同性恋，就拒绝了同性恋团体的游行申请，官司一路打到联邦最高法院。苏特大法官宣布了历史性的一致裁决。要点是：假如某人的参与，会使一个私人社团无法再宣扬自己的观点，社团就有权拒绝他参与。在此案中，同性恋团体参加游行，他们的行为表达，会和主办者表达自己的价值观有冲突，因此主办者有权拒绝他们参加。至于价值观的孰对孰错，不在法庭考量之列。当然，裁决针对私人结社，假如是政府主办的游行，就必须一视同仁，照单全收。
2000年，又出了一个案子，“美国童子军联合会诉戴尔案”。和泰瑞尔一样，詹姆斯·戴尔也是同性恋，也被解除了在童子军的职务。案子进入联邦最高法院，最后由首席大法官兰凯斯特宣读了多数意见的裁决：童子军作为私人组织，有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权利，他们有权设置自己的成员标准。
在这里，绕回了那个起点：1958年，美国确立了“结社权是个人宪法权利的延伸”。民间团体似乎等同于放大了的个体公民，也同样拥有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的公民权利。所以，说错话、表达错误观点，不要紧。大法官认为，最高法院并不判断他们理念的对错，但是必须保护民间社团坚持他们理念的权利。这等同于大家所熟悉的道理：“我可以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是我必须依法支持你表达观点的权利。”
可是一圈绕下来，已经开始困扰，因为个人和团体有差别。有的社团组织庞大、财大气粗，已是巨无霸。在社团中的个人，在社团外面的个人，和巨无霸较量，已经不是对等关系。那么，是不是有的巨无霸已经在欺负个人、侵犯弱小的个人权利？
可以看到，联邦最高法院也在思考这个问题。2000年对童子军诉戴尔案的裁决，是一个五比四的投票结果。持反对意见的大法官强调：“每一个州立法，都是以禁止歧视、取代偏见为原则的。”因此，在“社团表达自由”原则和“不得歧视”原则冲突的时候，应该以后者为先。而以一票之差险胜的多数意见认为，应该以前者，以“社团表达自由”为先。所以，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司法还在思考权衡中。同类案子在未来胜诉，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